反垄断法对价格垄断协议的规制 ——从沪金价格垄断案看

2013年的沪金价格垄断案是一起典型的横向价格垄断协议案件,这个案件不仅仅是由五家金店通过协商达成价格垄断协议,而且作为自律管理者的沪金行业协会也参与促成了该价格垄断协议。我国反垄断法对于横向价格垄断协议行为和纵向价格垄断协议行为都通过立法予以禁止,只在极特殊的情形下即限制竞争的益处明显大于限制竞争的弊处之时方予以豁免。     

纵向嵌入式治理:"河长制"引领流域生态补偿的实现机制研究

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经历了从地方探索到跨省试点,再到全国推行横向流域生态补偿的发展过程.地方政府横向合作机制、纵向权威的介入以及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有助于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运行.当前,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主要存在地方政府集体行动困境、政府纵向权威过度介入或介入不足、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应将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纳入"河长制"制度体系中,发挥"河长制"纵向嵌入治理机制在整合纵向治理权威、促进地方政府横向合作以及融洽公私关系中的作用,解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良性运转与可持续发展."河长制"可以运用政治动员、制定政策法规、建立沟通协商平台、经济激励等纵向嵌入式治理政策工具,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优化.     

反垄断视角中转售价格限制的比较法研究

转售价格限制是反垄断法规制的一类重要行为,但围绕应否规制以及如何规制该行为,欧美的相关理论和法律实践一直存在诸多争议,从早期对于限制最高转售价格、限制最低转售价格和固定转售价格一体适用本身违法原则,到逐渐对限制最高转售价格适用合理分析原则,再到晚近对于限制最低转售价格和固定转售价格适用合理分析原则,这种转变既有现实因素的考量,也有不同理论之间的博弈。我国作为新反垄断法国家,应当通过明确适用合理分析原则,制定有针对性的豁免条件,适当规制最高转售价格行为等完善现行相关立法,以适应我国现阶段市场对反垄断规制的现实需要并承接欧美反垄断法规制转售价格限制的演进趋势。     

论纵向限制竞争协议

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的一个重要的立法目的就是要防止限制竞争行为的发生,促进有效的竞争秩序的形成,大大地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规范限制竞争协议是各国反垄断立法的重要内容之一。纵向限制竞争协议作为限制竞争协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被各国反垄断立法所关注。本文就纵向限制竞争协议进行剖析研究,分析了纵向限制竞争协议的概念及构成要件,介绍了国外的相关立法,引出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存在的缺陷,最后提出了些许相关的建议。     

企业的性质理论研究综述

对企业性质的研究 ,要受制于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下企业形态的表现和研究方法的采用。古典经济学在论述专业化和分工产生效率的基础上将企业看作分工的产物。新古典经济学在纯生产者和纯消费者两分法的基础上把企业看作一个生产函数。交易费用经济学在市场交易和企业内部交易的对比分析中 ,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及其边界问题     

人类社会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 --对马克思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一点思考

人类社会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纵向发展,主要是指人类社会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的趋势,它主要表现为一种时间上的前进和上升的运动.其内在原因是生产力发展在历史中的继承性和连续性及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横向发展,主要是指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趋势,它主要表现为一种空间上的开放和全球化的运动.其内在原因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这两种社会发展趋势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纵向发展是横向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没有纵向发展,横向发展得不到开创;而横向发展又是纵向发展的标志,没有横向发展,纵向发展不可能形成质的飞跃.因而,人类历史的进程是一种纵横交错、既一体又多样的辩证统一过程.     

国家治理的地方视角——以围绕草原政策存在的辩论为分析对象

国家治理除了具有整体性,也有其地方性。既有的学术话语提供了两种类型的地方,分别是横向区位意义的"地方"和纵向层级意义的"地方"。针对北方草原实施的草原政策,随着从发展型话语向保护型话语的转变,看似突出了地方主体,但这两类草原政策的内里都是"国家中心"的话语逻辑,其根源在于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历程本来就是国家力量挤出横向地方而建立纵向地方的过程,从而在事实上决定了地方知识并不具有独立施展作用的空间。从规范的制度安排上看,地方政府或基层政权作为中央政府或整体国家在具体地方的代理人而具有自主性,但是从政权运行的逻辑上看,基层政权更多表现为服从性,尚不具有那种跟地方社会彼此嵌套、彼此咬合的地方自主性。化解当前围绕草原政策所存在的政策辩论、促使地方知识进入国家治理体系从而推助其现代化进程,不仅需要在研究话语上倡导"应该重视地方性知识",还有赖于实现两种"地方"及其各自蕴含的国家治理思维之间的转换。     

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在纵向地方政府间关系中的作用与限度——基于浙江省市县党政负责人的问卷调查北大核心CSSCI

"依绩效提拔"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是解释中国纵向政府间关系,乃至地方政府行为和地方治理绩效的一种重要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依绩效提拔"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赋予了上级政府自上而下落实政令的权力。但浙江省55名市县党政负责人的问卷调查显示,目前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是上级政府调控和引导地方政府行为的有限工具。第一,绩效的激励范围有限,表现为地方干部并不都认同"依绩效提拔"的判断,且有较稳定晋升预期的干部更不认同这一说法。第二,绩效的激励效果有限。一方面,"一票否决"指标的约束力不强,只有少数干部认为触犯"一票否决"指标会终止晋升之路。另一方面,其他类型绩效的激励效果差异显著,受访者认为重点工作比综合性考核排名、经济绩效更有助于晋升,而创新则被认为是展示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依绩效提拔"赋予了上级政府下达具体政策任务推进某些重点工作的较强权威,但并未给予上级政府设立绩效标准引导地方政府转变行为模式的有力影响。     

金融服务横向规制究竟能走多远

金融服务的横向规制不可能是不分金融业别的法律规则无差别的一体化适用,一体化监管也不应该是监管机构和金融法规的形式上的简单整合。所谓的横向规制只能是对符合金融业特质和规律的金融规则的一般性概括和提炼。当下热议中的金融服务法只能是金融服务的一般性行为准则的体现,其功能仅在于提升服务品质,规范金融服务行为,保护消费者的普遍性权利,而不可能是取代其他金融立法的无所不包的金融综合法。     

纵向介入何以破解地方政府间协商的责任困境？——基于案例比较的探索性研究

受属地管理体制、地方保护主义和宏观治理情境等因素制约,地方政府间协商存在一定程度的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和行而不果等责任转化难题。针对地方政府间协商的责任困境,现有研究多围绕横向府际关系进行分析,较少关注纵向治理体系对地方政府间协商的规范价值与约束作用。运用案例比较法,通过对纵向介入促进地方政府间协商合作的责任转化机理进行探讨,研究发现：上级政府的介入选择和干预力度,显著影响地方政府间协商的文化情境、制度架构与行动过程,对破解地方政府间协商的责任困境具有积极意义,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上级政府通过政策文件、领导参与等方式开展话语建构,引导地方政府在协商合作中树立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体负责观念;二是上级政府凭借组织权威完善地方政府间协商的制度架构,以制度化的方式明确地方行政主体在集体行动中承担的差异化治理职责;三是上级政府的绩效考核与过程监督,能够有效约束地方行政主体的治理实践,增强地方政府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职责履行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