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

本文采用历史的研究方法 ,探讨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司法审查权的起源、建立、发展及其对美国宪政社会的重大影响 ,以期在借鉴的基础上促进我国关于司法审查的体制改革。     

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模式的设想与探讨

在过去 2 0年里 ,全球范围内的“结社革命”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 ,中国怎样赶上这个潮流 ,发展非营利组织已经提上日程 ,文章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 ,大胆设想了几种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从宏观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一套非营利组织发展系统 ,并且指出了当前我们发展非营利组织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村民自治制度中的农村妇女参与

农村妇女参与的实现与扩大不仅有赖于政权的现代化,有赖于政党的制度安排,同时也有赖于传统性别文化的破除与妇女群众主体参与意识的培养.为此,必须赋予农村妇女以真实的和个体的主体性,建构一个"横向"的妇女力量整合机制,使农村妇女能够参与到党和国家的政治体系中,建立起国家与农村妇女的纵向联系.同时农村妇联组织在代表女性整体利益的政治沟通过程中也必须注重整合分散的妇女权力资源,通过不断地自我更新实现农村妇女参与的草根化发展走向.     

汽车市场4S经销模式中的纵向价格垄断行为分析

《反垄断法》第14条将“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和“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列举为垄断协议的典型,而在实践中,转售价格维持行为确实对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文章试通过研究湖北奥迪、上海克莱斯勒、北京奔驰纵向价格垄断案,以汽车4S经销模式为重点,梳理纵向价格垄断行为的特点,深入剖析转售价格维持行为的性质,以及其对竞争产生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以期对反垄断实务有所帮助。     

垄断协议与专利许可交叉问题研究

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的交叉问题一直是司法机关在审判中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如垄断协议行为与专利许可行为的交叉在司法实践中就较为典型。垄断协议案件的一般分析方法为"合理原则",但由于专利自身具有垄断性,与专利许可有关的垄断协议在判断标准上具有一定特殊性。我国在此方面的审判经验非常有限,结合美国的经典案例,我们可以梳理出一些值得借鉴的分析方法和考量因素:第一,与专利许可有关的垄断协议审查应适用"合理原则";第二,在专利许可的反垄断审查中,专利权人的合理回报应当得到适当尊重;第三,对专利许可协议应当进行横向、纵向两个维度分析;第四,专利联营的积极作用应当得到肯定,但也有可能限制竞争。     

限制最低转售价格协议并非当然违法?——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朱丹商榷

"限制最低转售价格协议是否当然违法"的争论焦点是"限制最低转售价格协议是否垄断协议"的问题。通过审判全国首例纵向垄断协议纠纷案,上海高院认为垄断协议应以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为构成要件,限制最低转售价格协议并不当然违法。对此,笔者全面考察《反垄断法》第14条后,认为列举项本身构成垄断协议,因此作为列举项之一的限制最低转售价格协议当然违法。上海高院的结论有三处欠妥:曲解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条的含义;对《反垄断法》宗旨的理解太过片面;削弱《反垄断法》权威的同时,使行政机关陷入执法的窘境。     

反垄断视角中转售价格限制的比较法研究

转售价格限制是反垄断法规制的一类重要行为,但围绕应否规制以及如何规制该行为,欧美的相关理论和法律实践一直存在诸多争议,从早期对于限制最高转售价格、限制最低转售价格和固定转售价格一体适用本身违法原则,到逐渐对限制最高转售价格适用合理分析原则,再到晚近对于限制最低转售价格和固定转售价格适用合理分析原则,这种转变既有现实因素的考量,也有不同理论之间的博弈。我国作为新反垄断法国家,应当通过明确适用合理分析原则,制定有针对性的豁免条件,适当规制最高转售价格行为等完善现行相关立法,以适应我国现阶段市场对反垄断规制的现实需要并承接欧美反垄断法规制转售价格限制的演进趋势。     

评析“锐邦诉强生”限制最低转售价格案

2013年8月1日,全国首例纵向垄断纠纷在上海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宣判。该案在国内反垄断诉讼历史上创造了诸多先例:多达4万余字的终审判决书"半判决半法理"、诉讼双方均委托经济学家向法庭提供专家意见等,为《反垄断法》的理解和适用提供了示范。本文首先简要回顾案情,然后结合判决书分析案件的主要焦点,最后对规制纵向垄断协议的法律制度提出改进意见。     

中国地方纪检监察机关改革模式分析

<正>纪检监察机关改革是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前中国反腐倡廉建设需要解决好的重要问题。通过对近年来中国地方纪检监察机关改革的136个案例进行聚类分析,可以从横向、纵向两个维度归纳改革类型。横向维度包括大科室、一体化、机构增设模式;纵向维度包括撤点设片、留点设片、混合模式。这些改革模式     

政府既要“有限”,更要“有为”

正在市场机制尚未完善时,政府该进则进;待社会力量发育成熟时,宜退则退。"进退有余"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要处理好"惯性行为"与择机"主动退出"的关系。政府该做什么、不做什么,总体上已不言而喻。但如何运用精确化思维方式,明确政府权力的纵向划分和横向界定,划定政府与市场、社会的活动边界,是需要各地政府仔细思量谋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