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的人权教育和研究

20世纪80年代,人权作为一门课程开始出现在欧美国家大学的课程表上,现代人权意识的形成和提高,人权状况的改善和国际人权运动的发展开始与大学人权教育联系在一起。在众多欧美大学中, 美国哈佛大学在人权教育和研究方面有独到之处。一、多部门多学科合作进行人权教学和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哈佛校方在人权教育和研究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目前哈佛大学的人权教学和研究与该校的其他学科一样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纵观哈佛大学的做法,多部门多学科相互合作是哈佛人权教学和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     

引领本土企业国际化——财富指数（北京）国际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总裁金鸿运访谈

“万事万物皆有其运动规律,财富也如此。你知道金钱什么时间在呼吸,什么时间在跑步,什么时间在休息,什么时间在吃饭吗?我们一直在研究金钱的运动规律,捕捉其瞬息万变的轨迹。财富指数——助你掌握‘钱’途!”——金鸿运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产生和实施的历史必然性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产生和实施的历史必然性根源于以商品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私人本性和社会本性的矛盾运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产生和实施具有以下几股推动力量:劳资冲突引发的反对资本全球化的劳工运动;国际贸易竞争引发的劳工贸易壁垒和“生产守则运动”;围绕企业要不要承担社会责任这一核心问题而引发的争论;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立法实践。我国必须顺应企业社会责任这一国际化运动的世界性潮流,积极主动参与进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金融腐败的切肤之痛

普通百姓原来很难感觉到金融腐败的程度之深，危害之烈。今年初，由中国人民银行于2001年底启动的《中国金融腐败的经济学分析：体制、行为和机制设计》(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正式出版。这份报告堪称对我国金融腐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详细和权威的调查，它通过可靠的数字让人们对金融腐败有了一次近距离的观察。     

吉林省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开展《工伤保险条例》宣传日活动

为纪念“五四”爱国运动86周年，吉林省劳动保障厅直属机关团委组织了“飞扬青春、展示智慧”主题辩论赛。本次活动是按照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总体要求，通过组织这样的活动来丰富全厅广大青年的业余生活，培养应变能力、表达能力及学习兴趣，增强全厅的活力和朝气，促进机关和各单位青年之间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建立友谊、共同进步，为劳动保障事业发展谏言献计、     

交易政治学的兴起及其两个范式

二十世纪后半期西方政治学的一个发展趋势是交易政治学的兴起,布坎南的交易政治范例和新制度经济学的政治学研究是它的两个不同的范式。本文主要介绍了它们的兴起情况及各自的主要内容,并进一步讨论了它们相互借鉴的发展趋向。     

冷战结束后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状况综述

苏东剧变引发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促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一切关系着社会主义命运的重大问题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全新的思考.本文就冷战结束后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对马克思主义和现实问题的探讨及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未来命运的展望等方面的研究状况进行综合性的阐述,以期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借鉴.     

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之争法经济学阐释

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对立的背后是行为功利主义与规则功利主义的对立。行为功利主义强调个体中利益的最大化原则,而规则功利主义强调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规则功利主义为了防止个人为实现利益最大化攫夺整体的利益,从而制定规则,将整体损害转嫁给个人。行为功利主义与规则功利主义在衡量上应当考察具体行为可被效仿程度的高低,如果行为容易被效仿,就应当遵循规则功利主义的标准,限制个体利益,保障整体利益;相反,在类似于偶然防卫的案件中,发生偶然性大,可被效仿性低,就可以遵循行为功利主义,保障个案中的利益最大化。     

印度纳萨尔运动早期斗争及其外部影响因素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爆发的纳萨尔运动,深刻影响了印度(尤其是西孟加拉邦)的政治生态。纳萨尔派领导人查鲁·马宗达、卡努·桑亚尔、阿西特·森等推崇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主张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策略。当时的中国官方媒体曾高度赞赏纳萨尔巴里起义,认为这是印度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发动武装革命的开端,代表着印度革命的普遍趋势。印共(马列)成立后,中共承认它是印度唯一的共产党。但由于军事实力相差悬殊、形势误判以及战术失误等原因,纳萨尔运动很快走向衰落。中共也曾批评印共(马列)施行以个体恐怖为主要内容的斗争路线,从而进一步加速了纳萨尔派的内部分裂。     

对“政治—行政二分法”误读的批判性审视

"政治—行政二分法"是公共行政研究的经典原则,但是现实中过分强调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实际上是对威尔逊原初思想的误读。在威尔逊看来,政治与行政之间虽然具有不同之处,但是威尔逊在定义公共行政中并没有将行政脱离于政治。"政治—行政二分法"所强调的政治与行政分离的内涵形成于市政研究运动,正是这一运动使得这一原则被错用。本文以这一事件为分析起点,对政治与行政二分原则被误读提出批判性审视,从而阐明其真实的意义以及在实践中如何批判地使用等一系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