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采购资格取消制度的价值取向、功能预设与风险透析

公共采购资格取消制度是行政黑名单制度在公共采购领域的延伸,及早的体系化构建我国公共采购资格取消制度是遏制我国公共采购领域腐败犯罪日渐高发态势的有效通路。体系化构建公共采购资格取消制度需要有充足的理论准备,也需要预先透析构建公共采购资格取消制度所可能带来的制度风险。未来我国公共采购资格取消制度的体系化构建应当谨守比例原则,为公共采购资格取消制度厘清合理性边界,以维护公共采购"VfM"目标为主导价值取向,兼顾供应商利益的维护以确保公共采购资格取消制度价值取向的内在平衡,预设失格供应商惩戒与腐败犯罪预防的基本制度功能,充分实现公共采购资格取消制度的衍生功能,推动供应商最终走向合规发展道路。     

精准引导房地产稳经济

短期销售下挫及偿债规模上升双重影响下,需警惕部分中小型房企面临的较高流动性风险。应保持政策定力,不宜将房地产作为对冲经济下行的刺激手段。围绕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更新等形成行业投资着力点,对冲固定资产投资下滑。     

推进财政制度改革 建立现代财政体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发表重要讲话。在广东考察工作时,他指出,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他提出,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湖北调研时,他强调,应对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挑战,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财政工作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涉及经济社会资源配置、公平公正以及国家宏观政策     

双重所有权争议之无益性——以罗马裁判官法为视角

追溯与梳理近代民法产生之前古罗马时代的各种所有权类型,以更加宽泛的视角考察财产归属的具体形式,可以发现,"双重所有权"概念的提出或许是现代人对于罗马法的误解,或者说罗马时代就不曾出现过近代私法意义上的浑然一体的所有权概念。双重所有权争议是由现代学者"以今释古"的思维定势造成的。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适用探究——以念斌案为背景

结合念斌案件中无罪判决后再次确定犯罪嫌疑人的条件、发回重审次数以及终审判决效力的法律思考,以该案件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双重危险原则的诉讼价值以及引入我国刑事诉讼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阐述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构建。     

家风铸国魂

家风是一个充满中国传统文化气息与元素的概念,饱含着中华民族传承的精神力量。春秋赋《母训》,汉唐有家诫、诗辞和训赋,清代出《朱子家训》……这些精神食粮,穿越历史长河,成为了中华文化的灿烂瑰宝。如何承担起自我小家和社会大家的双重责任,赋予良好家风生生不息的活力源泉?笔者以为,这是一个从大入小、由小放大的逻辑关系——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运动式治理与制度建设: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制度变革的组合拳模式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面临着制度变革的“双重挑战”:既要建立起全新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又要在有效新制度体系尚未就位的情况下保障基本的治理成效。应对“双重挑战”的一种重要方式是“运动式治理加制度建设的组合拳”:一方面,以制度建设为根基,逐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体系,从而完成制度体系的本质性变革;另一方面,在缺乏有效的制度体系的情况下,通过运动式治理应对不断出现的现实问题以保障基本的治理绩效。论文对1978年至2012年土地使用制度变革历史过程的实证研究验证了上述的“双重挑战”以及“组合拳模式”的运作机制与现实成效。“运动式治理加制度建设的组合拳模式”能够缓解短期治理压力从而拥有更大试错空间,进而能够通过持续探索与调整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最终成功完成制度变革。     

政策评估中的DID设计:起源、演进与最新进展

双重差分设计作为计量经济学的一种重要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各项经济政策、卫生政策和环境政策等效果评估之中,并取得了较好成果。国内学术界对其内在逻辑、核心假设和最新进展还缺乏系统性回顾与评价,这有可能使得该方法被忽略或误用。本研究试图从因果推理的潜在结果模型出发,回顾该设计的起源和传统,对经典DID设计的核心思想进行表格、图形和模型表述。与此同时,对现有DID设计的不同扩展形式进行了阐述,进一步指出当前DID设计的最新进展是围绕着放宽假设的技术路径和讨论新问题的政策路径展开,前者更多是模型取向研究,后者更多是设计取向研究。对DID设计在中国应用情况进行了总体描述,重点讨论了主要的政策应用领域,并指出公共政策学者应该重视基于因果推理的政策评估。     

基因编辑之刑法规制及其限度

刑法管制是基因法学的精选元素,涉及多重利益衡量,标签化理解基因编辑,会造成刑法规制基因编辑的观念性谬误,基因编辑使用具有双重困境:既有利于改进民众健康,也会导致生物安全风险,从而给立法带来难题.现代法律面对基因编辑风险时,不能单一强调风险收益与风险负担之平衡的风险正义,而是需要考量基因编辑技术导致的公共安全、人体健康风险.基因编辑固然与科研自由有关,但同时涉及公共利益,有损国家利益、公共安全与人体健康的基因编辑应被禁止,基因编辑仅为滥用生物科技行为的类型之一,刑法应有前瞻性地增设滥用科技罪这一类型性罪名,而不是只对基因编辑规定相关具体性罪名,并从刑法的谦抑性出发对该罪设置行政前置性要件.     

构建刑事法律援助质量控制体系

刑事法律援助是一种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行为,①是被追诉人获得法律帮助的重要途径,②其服务约定兼具了民事合同和行政合同的特点,本质是一种特殊的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在这一法律关系中,被追诉人无疑是受益的第三人,律师是服务的提供方,而政府则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又是整个合同的管理者。尽管由于服务对价远低于市场标准,刑事法律援助服务具备了一定的公益性,但仍需满足服务购买者对服务质量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