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生效后新的鉴定主体出具的鉴定结论是否属于新证据

一、基本案情2009年11月20日21时许,被害人宁某君、李某宁及董某亮到北京市密云县密云镇康馨雅苑小区38号楼被告人刘某经营的理发店内做保健,后因价格问题与刘某发生口角,被告人刘某遂纠集王某、王某某及聂某某,在宁某君等三人离开康馨雅苑小区后,持消防     

工会法律援助案件审查要素分析

本文结合工会法律援助工作实践,谈一谈工会法律援助机构在受理审查案件时应当审查的项目及要求。一、受理权限审查职工向工会法律顾问团申请法律援助事项,首要一条是本机构有无受理权限。结合《工会法》、《工会法律援助办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规定,简要概述如下:1.申请人主体是否适格。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是否在援助机构所在地(以下简称本地);申请人如属于外来农民工并且申请事项属于劳动争议类别的,应当     

便携式比例尺

目前，在法庭证据提取检验鉴定中，勘验技术人员拍照立体物证或较小客体上的痕迹时，一是不能方便快捷地将比例尺加放到适当位置，二是传统不干胶式比例尺会遮盖部分物证，三是比例尺与承痕客体或被拍照物证接触，不利于其保持原始状态，同时造成污染，影响其它项目检验。以上三个问题直接影响法庭证据及其照片的准确和客观，由此研发一种新型便携式比例尺支架来克服现有比例尺的这些不足。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反贪侦查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一、《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反贪侦查工作面临的挑战《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在有关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的九大领域进行了完善,其中"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得到有效保障、修改完善了律师会见阅卷程序、强化了对侦查措施的法律监督、补充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规范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扩大了法律援助适用范围"这六大部分对反贪案件的侦办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于证据要求达到了很高的程     

内衣藏毒揭开川冀毒品网络“2·17”特大毒品案两次开庭审理

由于涉案被告人人数多、人物关系复杂、毒品数量大,期间又涉及非法证据排除程序,2012年4月26日、5月11日,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就沈柏林等7人贩卖、运输毒品案进行了两次公开审理。     

非法刑事电子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基于刑事电子证据自身的特点，应当以客观性、关联系、合法性三个方面作为刑事诉讼中采信电子证据的标准，并且在司法实践中从取证主体的合法性以及取证程序的合法性两方面来构建完整的非法刑事电子证据排除规则。     

言论广角

沈德咏:严把司法证明关口坚决防范冤假错案无论多么良善的制度、多么科学的观念,如果不能转化为实际行动,都只能是一纸空文、一堆空话。古今中外发生的冤假错案,无论是故意为之,还是无心之过,多与证据制度不健全或落实不到位、证据观念产生偏差、证据运用把关不严有关联。在刑事诉讼中,要注重发挥好取证、举证、质证、认证这四个司法证明环节的作用,     

试论刑讯逼供视角下的证据合法性——以新刑事诉讼法为例

由于我国关于证据制度规定的不完善,刑讯逼供现象突出。新的刑事诉讼法就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现象进行了多方面的修改,旨在遏制刑讯逼供现象的出现,更好地保护人权,惩治犯罪。     

实体法与程序法相辅相成——法释[2016]5号之解读、评论与升华

法释[2016]5号第1条关于民事审判庭与行政审判庭不得相互推诿的规定,突破了孤立主义与封闭主义的藩篱,为了便民和效率而转换逻辑,具有启发性。第2条所谓证据因需要确定的物权及其形成原因的不同而不同,其寻觅和确定受制于实体法和程序法。第4条没有扩展预告登记的客体范围,未就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在两种情况下是否享有优先于其他权利人的权利表态,这构成不足。不过,预告登记制度值得称道之处在于,它不但彰显了程序正义,而且确保了实质正义。这与有些领域虽有程序正义但无法确保实质正义的情形不同。第5条有得有失,其失在于受让人能否对抗转让人的债权人的规则没有结合《物权法》第106条第1款、第230条以及法释[2012]8号第10条第2款的规定予以设计,适用范围过宽。第9条得以形成的重要源泉是意思自治、伦理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程序法毫无作为,同等条件的形成及其机制就属于程序制度,它也是继承、遗赠场合排除优先购买权行使的原因之一。第11条第2-4项的可资赞同,但第1项的规定却忽视了优先购买权人接到通知后思考、决断是否购买所必需的时间。如果通知中载明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期间过短,不合交易习惯,不合情理,就不宜以通知中载明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期间为准。     

刑事诉讼中情况说明之于定案依据

刑事诉讼中,司法人员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依据,然而,侦查机关以情况说明来强化、补充证据,加强法官内心确信的方式在实践中被大量运用的做法,值得关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证据种类里并无情况说明这一形式,而审判中又必须依赖于情况说明来解决相关问题。但对于情况说明的定位及如何使用,理论界、司法实务界认识不一。笔者对这一问题进行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