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视野中的网络转载直接侵权之归责

网络转载行为在极大地丰富互联网信息的同时,也可能侵犯到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平衡网络发展与著作权保护之间的冲突是解决纠纷的正确思路。应当在明确界定网络转载直接侵权行为的基础上,以责任归结为路径,实行过错推定责任。     

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范围

在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中,经营者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往往成为案件争议的焦点。消费者与经营者往往各执一词,而不同法院的判决标准也不统一。如何将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具体化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的判决文书对各级法院的审判有指导及参考作用,因此可以在把握立法基准的前提下,通过对刊载于公报上的案例的研究,为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确立合理的边界。     

我国内地与港台地区检察官客观义务之比较

我国内地虽然在立法上对检察官负有客观义务有一定的体现,但在实践中落实得很不理想。通过对内地和港台地区的检察官客观义务进行比较,可以找出内地在此方面存在的立法和司法上的问题,进而有针对性地进行完善。     

胁从犯的不合理性

胁从犯是我国刑法共同犯罪人分类中的一种独特类型。我国刑法按照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大小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无论是从保护人权的角度考虑,还是从立法科学性的视角考量,都应当取消胁从犯的概念,对因受胁迫而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的主体不作罪犯处理。     

同案同判:司法裁判中的衍生性义务与表征性价值

同案同判在司法裁判过程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司法裁判具有依法裁判和个案正义的二元性质,它们都是司法活动不可放弃的构成性义务,也都是法官的道德义务.同案同判属于依法裁判的衍生性义务,其含义本身就蕴含于依法裁判之中.这种义务虽然是司法裁判的一般性要求,但只具有初始性,始终存在着被其他更重要的理由所凌驾的可能.但是,同案同...     

重视城乡教育的巨大差距——农村大学生比例下降之后果初探

杨齐福先生在《科举与古代官僚制度》中描述：北宋年间进士,世族家庭出身者仅占12．8％．中等家庭和寒族出身者占87．2％;而明清两代进士大约有44．9％出生于从未有过功名的家庭。潘光旦和费孝通统计清末915名科场中试者．发现41．16％的人来自乡村。中国农业大学是以农村生源比例较高为一大特色的高等院校．10年来城乡新生比例统计结果显示：1999年至2001年3年间,     

内贾德：特立独行的国际焦点人物

近两年来．伊朗一直处在国际政治的风口浪尖．其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世界各国的神经．而今年伊朗最牵动人心的大事．恐怕就是伊朗大选了。6月13日．如火如茶的伊朗大选最终揭晓．艾哈迈德．内贾德以绝对优势战胜其他3名竞争对手．再次当选总统。因反对派对选举结果的合法性存在异议．加上外国势力干预．伊朗大选后出现激烈冲突．伊朗局势仍在动荡．这位特立独行的伊朗领导人,     

公务员量化绩效考核的发展与反思

公务员量化绩效考核是公务员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公务员量化绩效考核在法律依据、考核方法、指标体系以及考核结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随着公务员制度的发展,公务员量化绩效考核手段也需要不断深化和完善。     

德国供应链人权尽职调查义务立法：理念与工具

2021年《德国供应链法》是近年欧美供应链人权与环境保护立法的典型代表。该法既体现了德国纠正供应链人权保障软法机制失灵的客观需求,也展示了其在该领域树立“德国样本”的主观意愿。规制理念上,该法选择强制性特别立法的方式将人权与环境权益之保护纳入立法目的。实施上,该法依赖监管部门的公共执行机制。规制工具上,企业供应链一般性尽职调查义务与类型化的具体行为义务构成核心实体工具,而特别诉讼担当、联邦经济与出口控制局的监管职权和行政惩罚措施构成了核心程序性工具。影响上,该法规定的法律义务会通过合同、行为准则等方式进行“传递”,不仅将提高中资企业合规成本与诉讼风险,与我国《反外国制裁法》形成冲突,而且也会诱发跟随性立法,威胁我国供应链与产业链安全。对此,微观层面,需要完善企业合规制度,依法保障雇员权益,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宏观层面,则应完善我国涉外法治体系,强化《反外国制裁法》的实施机制,遏制《德国供应链法》的不当域外适用。     

德日“法益说”适应中国的“四维”改良

德日的法益说以违法一元论为主流,不区分刑法法益与民法法益、行政法法益;德日国家“刑法保护的法益”与民法法益、行政法法益三者没有实质区别,因而是并列关系。而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的存在表明我国的犯罪与一般违法严格区分,刑法位于法律体系的第二道防线,保障由民法、行政法调整所形成的法律秩序,刑法法益与民法法益、行政法法益之间是梯次关系。所以,移植德日的法益说需要实现从并列关系到中国“刑法法益与民法法益、行政法法益之递进关系”的转变。我国对德日法益说需要进行“四维”改良：保证刑法法益根源于宪法的精神和基本原则;将被犯罪侵害的法益纳入国家整体法律秩序以实现“刑法法益”性质的转变;给刑法法益加入量的限定,即对刑法法益在质的基础上进行量的考察;为适应处罚预备犯和抽象危险犯,还需把刑法法益的内涵在“实害+具体危险”的基础上继续拓展到“抽象危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