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剖析”范式的价值与意义

以茅盾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中重要的小说流派"社会剖析派"所创造的"社会剖析"范式,是用文学的载体和方法把中国问题的本质——乡土问题纳入到文学创作中,参与到中国发展问题的讨论和解决之中的。这种范式对作家和载体的较高要求使其具有了史诗性追求的价值和意义,因而也就具有了超出文学门类苑囿,在时代变幻中,依然具有规约作家、指导创作的当下意义。     

史学大师顾颉刚其人其事

在中国史学界,特别是上世纪20至40年代的史学界,顾颉刚的名字如雷贯耳。1923年,30岁的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一夜之间暴得大名,成为史学界一颗新星。1926年,他出版的史学巨著《古史辨》（第一册,先后出版七册）,再次轰动史林,胡适称之为＂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古史辨》的出版,标志着一个新的史学学派古史辨派的诞生,     

现象学与南斯拉夫实践派的理论建构

在我国，现象学作为南斯拉夫实践派的理论资源还鲜有论及。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兴起得益于现象学方法的运用，其实践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都与现象学密切相关。然而，实践派的实践哲学与现象学的分野同样是明显的，它展现了现象学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而不是僭越。     

统派在大选后的感言及期许

马英九连任、国民党立法机构过半的大选结果，让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不必再整日为两岸和平发展可能突然终止、台湾经济因政权轮替可能陷入困境、“台独”势力可能进一步扩张担心受怕。但从马英九及国民党的得票率较四年前大幅滑落，以及在选举中观察到的一些现象，也让我们体认，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持续与深化，并向和平统一方向迈进，前途依然多艰，同志仍须努力。     

西方法学的一体化运动

在当代西方法学界,自然法学派、分析法学派和社会法学派呈现出三足鼎立的态势.三大法学派彼此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学术争论,但同时也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趋势.在此基础上,法学一体化运动应运而生.这场运动的主旨是努力促进三大法学派之间的理论融合,从而建立一个统一法学.法学一体化运动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但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阅读,一种坚守的“态度”

基层民警的工作平凡而忙碌,纷扰繁杂的事务无时无刻不在充斥着大脑的每一个细胞,纵然偷得半晌闲暇却也难以平复紧张的神经。久而久之,很多爱好渐渐淡出了我的生活,唯有书本与我形影相伴。读书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个爱好,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在繁复的工作后拿起书本,对自己来讲,又何尝不是一种信念的坚持与磨砺。桌上的办公材料不断变化,但唯独不变的是桌角处坚守的“态度”。那里可能放着的是一本办案指导,也可能放着一本内刊、小说、杂志,但不     

该舍弃就舍弃

1791年，莫扎特的歌剧《魔笛》在维也纳的一家大剧院公演，他担任现场指挥。演出结束后，莫扎特在人群的簇拥下走出剧院。突然，前面一位穿着高跟鞋的女士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她不仅扭了脚，一只鞋的后跟还掉了下来。女士一边拍着身上的土，一边抱怨道：“糟了！现在已经快半夜了，去哪儿找修鞋匠呢？这样一只高一只低，还怎么走路？”     

苏东坡的“贬游”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本来是先帝给太子留下来的宰相人选，开始也一路青云直上，官至副宰相级。可命运终归捉弄了苏东坡：王安石当政变法，苏东坡对变法有不同看法，当然不得烟抽；保守派司马光上台，全盘否定变法，但苏东坡却认为变法也非一无是处，结果又没好果子吃。变法派与保守派轮番上台，苏东坡反复倒霉。苏东坡文人气浓，又好作诗，总被对手抓住小辫子往死里整，一贬再贬，发配杭州、黄州、惠州，一处比一处远。     

启蒙的困境——20世纪50年代台港地区“五四论争”的形成

20世纪50年代,在台湾思想界,围绕五四新文化的历史评价与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方向问题,国民党官方、现代新儒家,以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展开了持续的论争.国民党官方将五四新文化看作是在大陆失败的罪魁祸首；现代新儒家肯定五四的民主与科学理想,但反对五四新文化对待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态度；而自由主义派则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一边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一边反击新儒家的文化批判,三方构成一出颇具复调色彩的文化论争,并对当代的台港思想界形成深远的影响.     

伦理道德与文学批评的把度——以学衡派为中心

在学衡派身上,透射出伦理道德与文学批评的纠缠与胶着。他们坚持道德为宗的文学批评原则,主张＂义理之学＂与＂以理制情＂。这种倾向受传统文论和新人文主义的双重影响,究其实质,所提倡的＂道德＂不是＂文以载道＂的＂道＂,而是新人文主义所标榜的＂一＂。学衡派对于文学的道德标准与艺术标准的理解,反映出他们思想深处的矛盾和困惑,是一个时代关于文学批评思考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