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天派”、“地派”的一些特点

“文化大革命”中北京高校造反派中的“天派”、“地派”并没有各自的统一组织；它们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并没有实质性的分歧；“天派”、“地派”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工具，它们都争做中央文革小组的“铁拳头”；“天派”、“地派”之间始终保持了力量的基本平衡；“天派”、“地派”两大阵营始终存在着不确定性。     

梅光迪文化保守主义思想述评

梅光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学衡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面对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反对和对西方文明的顶礼膜拜,梅光迪以《学衡》杂志为阵地,以西方新人文主义为武器,对新文化派的激进思想进行了批判,具有一定的纠偏与制衡作用,倡明了其捍卫传统文化的立场.但当时的历史环境决定了学衡派的最终失败.     

经学五书

万斯大（1633-1683），字充宗，浙江鄞县（今宁波）人。其汉经学，以礼学为根柢，会通诸经，折衷群言，是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     

以色列与日本关系纵论

以色列和日本在历史上没闹过大矛盾.日本在以色列建国前宽待过犹太人,因此犹太人对日本人充满感激之情.1952年两国建交后,日本因大量进口阿拉伯国家石油而与以色列保持一种低调关系.冷战结束后,两国关系因各自利益需求而迅速改善.     

唯物史观派与整理国故运动

胡适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由于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性批判精神,因此在发起之初,唯物史观派对此持一种颇为赞成的态度。而随着时局的变化,唯物史观派则转向反对在全社会范围内笼统提倡“整理国故”。但因为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具有很大的重合性,所以双方实际上在学术上形成了一种对立中的互动关系,二者往往相互启发、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转型。而研究目的和具体观点的不同,尤其是指导思想的歧异,最终促使唯物史观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针对整理国故运动的缺陷做出了严厉的批评,从而极大超越了整理国故运动,为历史研究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论常州派词统的形成

在有清一代乃至整个词学史上，真正建立起词统并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莫过于常州词派。从张惠言、董士锡到周济，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以周济编的《宋四家词选》为标志，正式提出了一个体现词派特色的词统，在给学词指出一条途径的同时，也张扬了词派的理论主张及其形成过程，即从张氏的“比兴寄托”到周济的“穷高极深”之趣，再到“有寄托”与“无寄托”相统一的发展历程。     

与时俱进的党纲——《共产党宣言》三个稿本的内容比较

<共产党宣言>是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共产主义原理>两个稿本的基础上产生的,共产主义同盟三个稿本的相继诞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个阶段缩影.通过比较三个稿本中对待私有制和公有制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对待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态度和对共产主义表达的不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无产阶级政党纲领的深刻意义,领略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创造超越死亡文学的新视点——川端康成新感觉派时期的文学主张

新感觉派运动在日本文学史上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消失了。但川端康成却被认为是完成新感觉主义的唯一的一位作家,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川端康成把新感觉派贯穿始终、成为新感觉派最为成功的作家的主要原因是:川端寄予新感觉派运动的期望主要是在思想方面。即在新的表现当中寻求人生新的救济、找到人类超越死亡的方法。这与新感觉派的其他成员一味地在感觉的表现当中寻求文学的意义从根本上不同。贯穿整个新感觉派时期的川端的文学理念是对人类生命的关注,是对人类超越死亡问题的关心。纵观川端的整个创作生涯,这也是川端文学的核心。     

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与新文学作家论争的审理及其反思

雅、俗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因,在于感时忧国、救亡图存与娱乐消遣、金钱趣味这两个潜在的时代召唤与社会需求。对这二者复杂的矛盾关系的认识要求将文学看作一个变化着的有机整体,审视某一历史时期的文学结构与文学生态。从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三个阶段入手,厘清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与新文学每一阶段论争的根源与实质,从而对鸳鸯蝴蝶——《礼拜六》派文学观念的现代性追求进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