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条约缔结程序与缔约权 ——以《缔结条约程序法》立法规范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缔结条约程序法》有关"条约"的概念与分类使用较为混乱。受制于《宪法》的规定,《缔结条约程序法》未规定中国国家主席的主动缔约权,由此造成了立法与实践的脱节。同时,由于中国《宪法》和《缔结条约程序法》中有关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批准条约方面的权力存在错位,进而导致条约与国内法关系难以厘清。因此,完善《缔结条约程序法》,应构造以《宪法》为核心的国际法立法与国内法立法体系,使两个法律体系在立法程序上实现良好衔接。     

电力争议纠纷调解规定

1.2011年9月30日国家电力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30号公布2.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第一条为了规范电力争议纠纷调解行为,完善电力争议纠纷调解制度,及时解决电力争议纠纷,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第二条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以下简称电力监管机构)调解电力争议纠纷,适用本规定。第三条电力监管机构调解电力争议纠纷,遵循下列原则:(一)在当事人自愿、平等基础上进行调解;     

论宋代竞争缔约制度及其影响

竞争缔约制度作为商品经济发达阶段的产物,宋代时期已出现并得到快速发展。宋代的竞争缔约制度有其特定的适用领域,政府对该制度提供法律保障。然而宋代的竞争缔约因制度的不完善对社会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但其在创新国有资产经营模式和创造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方面的积极作用却不容忽视,对我国现代社会经济改革具有启示意义。     

厦门崇联进出口有限公司诉A.P.穆勒-马士基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上诉案评析

在介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厦门崇联进出口有限公司与A.P.穆勒-马士基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上诉案的基础上,分析了FOB贸易条件下的卖方被记载为提单托运人时其法律地位的认定,并结合中国现行法律规定及相关司法实践对该案进行了评析,指出即使FOB卖方被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下的＂实际托运人＂,在提单载明运费到付且实际托运人对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产生不存在过失的情况下,承运人无权要求＂实际托运人＂承担前述运费及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修订时对两类托运人的权利、义务、责任进行明确规定。     

探求缔约真意的解释方法

【裁判要旨】当事人对合同条款产生两种以上不同理解并发生争议,需要通过合同解释探求双方的缔约真意。人民法院对争议条款进行解释时,应当立足于合同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和合同全文整体理解。同时,还要斜酌当事人订立合同的典型交易目的和共同遵循的商业交易习惯,并结合合同履行情况,运用诚实信用原则予以平衡检视,最终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     

牢牢把握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这个根本

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这次全会强调,“必须坚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这是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最可宝贵的经验。我们推进各方面制度建设、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加强和改进各方面工作,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自觉贯彻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根本要求。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力度持续加大,但形势仍然复杂严峻,疫情防控仍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党中央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坚决贯彻落实,广大党员干部、医护人员奋战在防控疫情第一线,社会各界纷纷捐款捐物……全国上下汇聚起疫情防控的强大合力,为我们打赢这场阻击战注入了强大信心。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并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电力直接交易背景下《民法典》供用电合同制度新解

与传统供电模式有别，电力直接交易模式下售电主体与配电主体分离，电网企业只是配电主体，不再参与电力买卖。《民法典》仍沿用供电人的称谓，在售电主体与配电主体分离时，供电人对应于配电主体。在传统的供电模式下，供用电合同本质上为特殊的买卖，但在参与电力直接交易的用户向不拥有配电网运营权的发电企业或售电公司购电的情形，完整的电力买卖被拆分成售电和配电两个环节，供用电合同调整配电关系，体现出服务合同的属性。无论表现为买卖还是服务，供用电合同均系继续性合同。供电人有强制缔约义务，在供电人无正当理由拒绝订约时，用电人有权要求供电人作出订约的意思表示并要求给付本身。当用电人逾期支付电费和违约金且经催告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时，供电人在履行通知义务后可中止供电，中止供电并非解除合同，而是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行使。     

欧盟数字市场治理规则“布鲁塞尔效应”的限度与我国因应

欧盟数字市场治理规则的“布鲁塞尔效应”在实践中同时出现了“事实上的限度”以及“法律上的限度”。前者是指数字企业通过业务拆分、法人人格分割、法律选择与管辖权设置、专门化隐私政策安排等方式,将非欧盟业务与欧盟业务进行剥离并适用完全不同的法律标准;后者是指他国法律传统与欧盟规则的互斥、他国数字经济实际需求与欧盟的差异,以及一国自由贸易协定(FTA)缔约需求对欧盟法影响的削弱。“布鲁塞尔效应”的限度源于他国企业与政府对于是否接受欧盟法的“成本—收益”分析。我国需防范欧盟数字市场治理规则对我国的价值输出,“扬弃”式地借鉴欧盟数字市场治理规则,以“互利共赢”为基础推行数字经济规则共建。     

强制缔约制度之探析

强制缔约是现代合同法的一项重要制度 ,她可以防止被强制方滥用其权利 ,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践行合同正义。但其适用亦有其条件限制 ,责任承担的方式比较特殊。我国相关立法规定比较滞后 ,应予以完善 ,以求对有关问题加以妥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