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对抗博弈

侦查对抗博弈具有零和博弈,陷入一次性博弈,策略的多样性、复杂性、多变性,参与方会根据对方的可能行动而调整行动,常常不按规则行动等特点。侦查方要在对抗博弈中取胜必须占据信息优势,制造信息的不对称,保证思维的正确性、先进性,施计用谋,保证处于优势,行动必须果断等选择相应策略;要促使对抗向合作转化,侦查方必须确立科学先进的理念,有政策法律的支持,根据不同性质的案件,针对对象的不同情况和需求,在法律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实现双方的和解。     

“证供并重”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概念之辨析

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为传统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转变带来了新的契机.职务犯罪侦查活动自始自终都是一种由证到供、由供到证、再由证到供的无限循环、交叉往复的过程,取证与取供虽然有性质与内容上的不相同,但两者之间并没有价值高低之差别、地位轻重之迥异.证与供应当并重,都是职务犯罪侦查活动的中心,确立“证供并重”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概念及对其组成要素进行模式化研究,是探究职务犯罪模式转变的前提与基础.     

揭露反侦查行为对策研究

侦查实践中,反侦查行为作为作案人对抗侦查、逃避惩罚的一种手段,几乎贯穿于一切犯罪活动和侦查工作的始终.反侦查行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行为方式:一种是正在进行直接面对侦查人员型的反侦查行为,另一种是已成过去式的反侦查行为.这两种反侦查行为的识破途径各不相同.侦查人员要善于利用反侦查心理及行为,为侦查提供有利条件,推动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     

论侦查引导权及其运行机制——以“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为视角

在侦查机关设立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是检察权进入侦查程序的创新实践,其权能基点是超越侦查监督权和公诉权范畴的独立权能,即侦查引导权。侦查引导权是检察机关被动性的间接侦查权和自主侦查权之间的机动空间,能有效实现侦查控制和侦查独立动态平衡。侦查引导权不同于侦查指挥权,是对被动性间接侦查权缺陷的弥补,侦查引导权中应处理好与侦查监督权和公诉权的关系。对于侦查引导权的具体制度设计,在确定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的权力边界时,可以从实体边界和程序边界对其进行划分。     

侦查辨认取证功能之运用及实现——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背景

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侦查辨认作为证据的一种形式。侦查辨认具有证明案件关联性、确定案发地点和确认主体身份等功能。但是,在侦查辨认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如实施辨认时机不当、辨认目的不明、滥用辨认措施和有违辨认规则等现象。因此,必须策略选择辨认时机、明确辨认目的、严格遵守辨认规则和慎重选择辨认方式等,才能实现侦查辨认取证功能。     

论信息时代侦查战法创新

侦查战法创新具有四项要素:主体、装备、环境和对象,其核心要素是侦查主体。信息时代构成了战法创新的富信息技术环境,使要素流动和整合更加迅捷。侦查战法创新由实践产生,由侦查主体的知识结构支撑,呈现由物质交换向信息交换的范式转换。信息战是当下侦查工作的基本战法样式之一,警方要多破案、快破案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和整合各类警务信息资源和社会信息资源。侦查战法创新具有多元价值,肇始于多项技术对侦查工作的深度支撑。     

关于强化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工作的若干思考

侦查是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基石,对刑事案件的侦破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人民检察院对侦察活动的监督是监督职能在侦查阶段的具体体现,人民检察院对侦查活动的监督不仅包括刑事司法体系内部的监督,还应该包括刑事司法体系外部的监督。     

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特点及侦查对策

商业贿赂犯罪在经济领域内有一定的普遍性,发生领域具有特殊性,隐蔽性很强,大案要案和窝案串案发案比例很高,其行贿对象的具有可选择性。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侦查中存在侦查主体不统一,容易造成冲突。犯罪发现难、立案难、取证难和突破难等诸多问题。只有灵活运用谋略,采取恰当的侦查措施,才能更加有效地提高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准确性和办案效率。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与保护

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g五十七条规定,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此规定对于司法实践中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抑制违法侦查行为、充分实现辩护权、改革和完善刑事审判制度等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规定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比较模糊,条文粗糙,实践中较难把握,同时,没有相应规定出庭作证的侦查人员的保护,有待思考和研究。     

媒体与侦查关系的相关研究

侦查活动和媒体之间是契合与冲突并存的矛盾统一体,它们既有追求目标(正义的一致性、效益追求)的互补性,又具有基础理论(信息公开和侦查秘密)和保护利益的对立性.研究媒体与侦查的关系有利于从立法规范、侦查机关自身制度与素养的建立与培养、司法救济途径等方面探讨公安机关和媒体之间理性关系的构建,以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