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贯彻执行新《刑事诉讼法》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的思考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公安机关更多法律手段和抓手执行取保候审的相关规定,也对公安机关贯彻执行取保候审有关规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公安机关应当运用好相关手段、措施,正确、规范、有效地实施新《刑事诉讼法》.     

试论加强社会管理执行能力建设

社会管理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社会管理执行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社会管理的成效。加强社会管理执行能力建设,必须强化八个方面的能力,那就是人口管理与服务能力,就业服务与管理能力,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能力,公共安全的管理能力,生态环境的管理能力,公民权益的维护能力,社会保障服务与管理能力,信息网络的管理能力。     

公共政策执行失败的成因及治理

公共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的实践环节,是将公共政策目标转化为政策现实的唯一途径,在整个政策系统中尤为关键。尽管公众和政策制定者试图制定并实施最有效率、最能解决问题的政策,但实践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公共政策执行失败的现象却屡见不鲜,严重影响政策目标的实现。本文拟对公共政策执行失败的成因进行分析并试图找到公共政策执行失败的网络治理模式。     

刑罚结构部分调整之理性探索

我国的刑罚结构是典型的重刑结构,最主要的表现是以生命刑和重度自由刑为中心.就目前而言,严格限制以至不适用死刑是我国大致可以接受的废除死刑的方式.对无期徒刑也需做出必要的控制,尤其要注意无期徒刑与有期徒刑的衔接问题.而对短期自由刑改革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是将短期自由刑易科为非监禁方式的替代型改革方案.     

规避执行法律识别机制的探索与构建——以类型化模式分析为基础

建立可操作的规避执行行为识别机制是目前突破执行规避、破解执行僵局的首要任务。类型化模式是分析建立规避执行行为识别机制的有效路径,规避执行可以分为主体规避、财产规避、滥用法定程序规避、其他规避等四种类型。在类型化模式的基础上分别梳理出可操作的判断标准和适用程序,并进行有效的责任追究,是破解规避执行行为的理想方式。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基本构建

当前“执行难”、“执行乱”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当事人的积极性,影响到法律的公信力。欲从根本上破解这一难题,必须将其纳入检察监督的体系中,而检察机关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对民事执行案件实行有效监督既有充分的理论基础,又有丰富的实践基础。构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应从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对象、方式、程序等方面进行规范,并从立法上进行完善。     

肉刑在两宋时期的思想论争与制度表达

肉刑废复之争在两宋时期再次出现,制度上则有刺配法与之相对应。通过这一时期有关肉刑废复之争和刺配法的大量施行,可以发现,虽然封建统治者和思想家拥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但是出发点不同,对于肉刑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更为关键的是,流刑在宋朝已经不能发挥中间刑的作用,这是导致肉刑之争和刺配之法在两宋时期再度出现的重要原因。     

既判力基准时后的“和解”——以吴梅案“和解协议”与执行和解为例

诉讼案件涉及的实体权利义务在诉讼过程中以及裁判生效后,都能够因当事人的法律行为或其他事实发生变化.既判力基准时之后,案件的实体权利义务因当事人的法律行为而变化,会导致判决记载的权利义务状况与实际权利义务状况的冲突.指导案例2号吴梅案中“和解协议”的内容,应当具有私法行为的性质,“和解协议”的成立并不消灭债之关系的同一性.债务人按“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后债权人又申请强制执行的,我国虽然没有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但仍然可以通过回归实体法加以解决,无需类推适用执行和解的规定.同时,我国的执行和解制度本身存在一系列的问题,需要改进.     

能或不能:以刑制罪理论之反思

从理论上看,罪刑关系主要有三种观点,分别是由罪生刑论、以刑制罪论与刑罚决定罪名论。以刑制罪有其理论背景与实践需要,前者可从现实主义法学与哲学诠释学那里找到论据,后者表现为社会矛盾的多元化与实质正义的强化。对以刑制罪理论应理性看待,它只是一种法律适用方法。如果适用以刑制罪,应对适用结果进行合法性判断。以刑制罪应适用于疑难案件,在简单案件中,根据三段论推理就可以完成事实法律化的使命。     

街头官僚：基于国内研究文献的述评

将街头官僚置于街头官僚理论框架下,在归纳分析国内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街头官僚的概念进行辨析,并从街头官僚的本质属性出发,在“目标取向”、“行为取向”形成的框架之中,探讨分类可能、行为形成原因以及对其控制路径,在此基础上勾勒出街头官僚的边界,以推动该议题的规范化和深入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