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国家法律诚信之维:合理性、原初义与价值谱系

社会诚信体系的完善有赖于"法治中国"的实践,探究法律诚信之于社会诚信体系的推进意义必须尊重法治,以欧美国家为背景追寻其基本要义.法律保障公权力主体、市场主体及相互间的信用关系,效力与效果则源于国家、私人组织及个体恪守诚信合理性的证成,社会契约论、现代博弈论和委托代理理论构成了理论佐证的核心范畴.在"缘何如是"的基础上,权力与非权力主体才会尊重法律评判的权威,从自由裁量的原义出发,建构完备的诚信法律体系,失信的非道德评价便成为遵守法治所形成的习惯.由此,富含人文精神的法律诚信,以正义原则为价值指引,无疑会推动公民诚信自觉的形成,促进诚信社会的建设.     

论缓刑的法律性质--兼评缓刑考验期满后再犯罪成立累犯的合理性

缓刑在不同的刑事诉讼阶段所表现的主要特性是不同的,因而对其性质进行分阶段的界定也就有了现实的依据和合理性。从决定是否对犯罪分子宣告缓刑的意义上来说,缓刑有刑罚裁量的性质;从对犯罪分子具体适用缓刑的各项规定的意义上来说,缓刑又具有刑罚执行的性质。缓刑,兼具刑罚裁量和刑罚执行两重性质。在明确缓刑具有刑罚执行的法律性质的前提下,认定缓刑考验期满后再犯相应之罪的犯罪分子为累犯,就有了理论以及法律上的合理性。此种处置,从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角度来看,既符合中国社会重视行为人主观意志的现实,又能更好发挥刑罚预防犯罪的功能,也是符合我国现行刑事政策和法律规定的。     

民间标会的异化演变及政府规制路径思考——以"宁德会案"为例

标会是以亲缘、地缘、业缘等社会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民间互助金融形式。作为一种地方性非正规金融标会有储蓄生息和资金筹措的双重功能,但风险性强。近年来,福建宁德的投机性标会日趋增多,"倒会"风潮给当地的社会稳定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现行的民间标会治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困境。尽管由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有效抑制了因民间标会引发的涉众型经济犯罪的高发态势,对民间标会还需进一步强化政府规制,应以风险防控为主线,将事前预防和约束、事中引导与规范、事后惩罚和处置相结合,使民间标会在互助、合法、低风险等前提下运行和发展。     

实践矛盾何以可能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以普遍法则公式为人们的日常道德规则提供基础,以此来证明行动的道德与否。该普遍法则公式后来被学界系统化为一个行为决策过程,以此避免了道德判断的模糊性,而改用演算的方式来判断道德属性。然而这种清晰、严格只是表面上的,事实上,学界对于每一个步骤都有争论。文章主要依据郭斯嘉的"Kant’s Formula of Universal Law"一文,对实践矛盾解释进行讨论,并分析实践矛盾何以可能的核心论证,最后对该论证进行评价。     

从法理学视角看《被投石处死的索拉雅》

在电影《被投石处死的索拉雅》中,我们可以看到,石刑是一种残酷的致人死亡的行刑方式,它的使用严重侵犯了妇女人权。占世界人口总数一半以上的妇女,数个世纪以来,在社会中一直处于卑微的屈从地位,她们的权利不断受到各种形式的侵犯。因此,分析妇女人权的保护是非常有必要的。     

好书推荐

正义的尺度：自由裁量与司法公正郭卫华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2月定价：25元书中入选的论文,逻辑严谨,体系周延,观点鲜明,论证有力,具有较高的理论性和实用性。文章的作者大部分来自于审判一线法官,他们结合审判实际所思所感所悟,     

广东汕尾,又现律师“会见难”

2012年年底至今,正是新、旧《刑事诉讼法》交替施行期。公众在期待新《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的同时,更对该法解决律师"会见难"寄予了厚望。然而,该法新旧交替时,在广东省汕尾市,北京刑辩律师张燕生等人遭遇"会见难"。新法前,公安拒接材料会见难按照张燕生博客上的记录,第一次"会见难"发生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之前。     

试论我国对域外法院惩罚性赔偿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是英美法系中普通法上的一种法律救济措施。该制度与大陆法系侵权法上崇尚的实际损失赔偿原则不同。本文研究了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自身价值与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该制度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以及该制度与民刑分离理想,提出了我国应该对域外法院惩罚性损害赔偿判决有选择性地予以承认与执行。     

我国反垄断法刑事责任之重构

由于我国《反垄断法》中垄断行为刑事责任的缺失,从而影响到我国反垄断法实施的有效性。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反垄断法需顺应反垄断法刑事化的趋势,在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对反垄断法刑事责任予以重构:在立法模式上,我国反垄断法刑事责任宜采用附属模式;在适用范围上,宜将核心卡特尔、垄断高价、垄断低价、强制交易和行政垄断纳入刑罚范围内;在刑罚种类方面,以短期监禁和罚金为主,同时引入拘役。     

行政判断余地的构造及其变革——基于核能规制司法审查的考察

将专业性、预测性与行政判断余地理所当然地联系起来,不仅忽视了行政判断余地在风险行政领域的形成脉络、理论基础和具体构造,还可能导致行政判断余地在我国的盲目扩张,对行政法治的建构具有较大的危害性。以德国核能法为例,行政判断余地的基础在于功能法正当原则、规范调整对象的特点和行政权的功能优势。从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属性或行政事务的类型(诸如专业性决定或预测性决定)出发建构判断余地,忽略了行政判断余地成立背后的基本权利保护、行政决定的特点、行政决定作出的构造等因素。对行政判断余地的考察应建构一种综合衡量的对话模式,方能避免行政判断余地理论的空洞化,这对我国环境法与科技法等领域的司法审查皆具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