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宝莲的罪与非罪之析

进入新千年不久，随着国企改制的深入，发生在海南省海口市国有海南省机械工业供销公司的李宝莲贪污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由于当事群众情绪激烈、四处反映，且事关国企改革方向以及可能存在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有关方面多有指示，要求办案单位依法查清并处理。具体到案情本身，又涉及民事、商事（证券、公司）法律关系以及与刑事法律的冲突。该案经海口市龙华区检察院以贪污罪名起诉后，     

合同诈骗罪认定之多重变量因素探讨——以“合同”的界定为视角

合同诈骗罪分离于普通诈骗罪,源于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基本形式,从而产生了关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界定之争。因此,有必要深刻剖析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本质,基于该本质特征,准确界定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形式、范围、对象及效力,探讨影响合同诈骗罪认定的多重变量因素,为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罪的正确适用奠定基础。     

划清知识产权刑事司法罪与非罪的界限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罪与非罪的界限需要进一步引起关注。要充分考虑知识产权本身所具有的内容丰富、种类多样和特质差异的特征，依法合理确定刑事保护的裁判尺度。要兼顾法律保护的层次性，避免任何问题都上升到刑事司法层面。仅以假冒注册商标罪为例。我国刑法第213条规定的假冒注册商标罪，是指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     

《刑法》第359条的司法困境及完善建议

正本文案例启示:《刑法》第359条的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存在重刑主义色彩浓厚、刑罚幅度设置不合理、罪与非罪未能厘定以及因"卖淫"内涵不清造成各地执法尺度不一等缺陷,对此,应从降低法定刑、衔接行政法规、明确"卖淫"内涵以及修正罪状表述方式等方面予以完善。     

信用证诈骗罪的认定

信用证诈骗罪类型较多,应从行为方式、行为人主观状态等各个方面入手认定处理。倒签提单和预借提单行为属民事违法行为,不应当构成信用证诈骗罪。开立无真实贸易背景信用证的行为,应定为信用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属结果犯,应以占有财物的结果是否发生为既未遂标志。此外,在认定信用证诈骗罪时,还要注意其与贷款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等相近犯罪的区别。     

《刑法修正案（八）》中“扒窃”的司法实践认定

本文案例启示：扒窃行为不但侵害公民财产权,也危害公众的安全感,并且取证难、不易查处,因此《刑法修正案（八）》将其单独作为盗窃的一种,入罪没有情节和数额限制。是否构成扒窃往往涉及罪与非罪问题。     

从“但书”条款适用看司法如何遵循立法

醉驾入刑,本已经过多番民主而又审慎的立法审议,及至最后修改并通过的醉驾入罪条款,其态度可谓非常鲜明,即醉驾入罪,不视情节。①然而,司法者是否在刑法分则所有罪名中,以实体法中的但书条款为由,对于罪或非罪的判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立法者对于醉驾的入罪化努力是否会因此打折扣甚至付诸东流     

适应市场经济发展 正确履行检察职能

<正> 党的十四大充满了改革开放精神和求实奋进气氛。江泽民同志代表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在十四大上所作的报告,确定了90年代加快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是指引全党和全国人民胜利前进的纲领性文件。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强调要"高度重视法制建设"。他指出:"要严格执行宪法和法律,加强执法监督,坚决纠正以言代法、以罚代刑等现象,保障人民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进行审判和检察"。并且强调"坚持两手抓,两手都是硬"。当前,我国经济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重大而伟大,可以说"是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在这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伟大理论,充分而有效地履行检察职能。     

票据诈骗罪界限论要

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票据诈骗罪,首先应明确票据诈骗罪的定义,其次应分清票据诈骗罪的有关界限。重点分析了票据诈骗罪与其他相关犯罪之界限、票据诈骗罪犯罪形态之界限。     

试论私分国有资产罪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集体私分公共财物的现象日趋严重并且十分普遍,使国家、集体财物受到严重的损失,社会危害性极大。原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本罪,司法实践中对这类案件的定性和处理感到十分刺手。本文针对这一现状,阐述了本罪名出自1997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96条第1款;并对本罪的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加以深入的探讨;最后,又对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加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