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中利益群体的分化与政府治理

在现代政治背景下,利益的分化与冲突更多的是以一种不断强化的群体形式加以体现的.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发展的急速转型期,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着利益的分化、博弈与失衡现象.由于社会缺乏稳定、公平、有效的制度约束与制衡,利益分化必然是不规范的、利益博弈必然是不对称的、资源占有必然是不均衡的.这样一种利益分化的失衡对转型期公共权力的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迫使公共权力必须反思发展路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提升自身治理能力.     

刑法例外规律及其他

<正> "例外"就是在一般规律或认定之外。"规律"是事物内部的本质联系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具有普遍的不断重复出现的特点。一般说来,例外和规律是两个对立的概念。然而近代刑法规范的例外,不分国界,不断出现,长期存在,使刑法实际处于不断改革之中,从而推动刑法本身的发展。从宏观时、空上看,刑法中的例外是一种普遍现象。既然如此,它就必定具有某种规律性的特点,本文称之为"例外规律"。这是一个尚未开发的课题,有探讨的必要。     

宪法司法化与罪刑法定原则一对天然的悖论

齐玉苓一案引发了宪法学界对于宪法司法化的大讨论 ,按照普遍的共识 ,宪法司法化昭示着宪法的司法适用 ,是指具体法律没有相关规定时直接援引宪法进行断案。这一概念如果是民法和行政法出现缺位时是可以适用的 ,但如果刑法对某一行为没有相关罪名 ,由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存在 ,致使宪法不能适用到刑法领域。     

对制约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因素的思考

开征社会保障税是一种较好的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方式 ,但是我国目前开征社会保障税存在许多制约因素。要顺利开征社会保障税必须完善开征该税的法制环境 ,均衡量能负担与公平原则 ,合理界定纳税人范围 ,提高就业水平和居民消费需求     

浅谈罪刑法定原则

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是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将罪刑法定原则明确规定在刑法中，这是修订后的我国刑法的一个显著特点。罪刑法定原则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对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有指导意义的原则。这一原则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法制精神，     

城市经济聚散均衡与政府行为创新

城市化进程的内部运行机制是通过微观主体追求比较利益、互补利益和选择利益,重新配置资源和经济要素,使经济不断地处于聚集和扩散的动态均衡。这种动态均衡的内在机理在于聚集要素内部之间和扩散要素内部之间要保持局部均衡,同时,聚集要素与扩散要素之间要保持一般均衡。因此,政府行为是积极创造条件,清除各种障碍,保证经济聚散均衡机制的充分运行,顺利推进城市化进程。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与中国社会政治稳定

农民问题是决定中国现代化进程快慢的一个重大问题。本文从中国社会历史性变迁和政治稳定的视角出发论述了农民在国家工业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等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并从适度调整我国经济发展整体战略、最大限度地解决农民隐性失业、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加强基层政权建设以及推动农民自我改造等几个方面提出了前瞻性的政策性建议。     

可怕的“事先安排”

在市场经济的年代里要建立和谐社会的首要条件是建立一个利益均衡的社会。利益均衡当然并不是你吃馒头我吃饼的平均主义,但也不能是公仆的年薪20万,而低保者每月的200元都不能按时拿到的利益悬殊社会。特别是由于政策不公正而造成的利益不均衡,是建立和谐社会的最大障碍。仅以公务员为例。报刊上曾介绍过发达地区的廉政保证金制度。这是典型的在制造不和谐。都是一样在党旗下宣过誓的人,同一个共和国人民政府领导下的处级     

社会治理转型中的公共行政价值的回应与平衡

公共行政范式转换与社会治理范式变迁相生相伴,每一种社会治理范式实际上都在寻求回应与平衡效率、责任、公平等核心价值,只是在社会治理不同的发展阶段对某一种公共行政价值有所侧重而已.从公共行政价值多元交叉并存的视角来研究和把握社会治理的根本价值和目的,倡导效率、责任与公平等核心价值并重、统一、均衡的科学公共行政价值观,不仅有助于科学把握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规律和走向,破解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的悖论,也有助于社会治理持续均衡发展,从而更好地强化公共行政精神,实现公共利益.     

关于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弱势群体问题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谐社会最深厚的基础在于社会公平与利益均衡,而社会中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利益均衡则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关键。现阶段我国弱势群体的大量存在以及产生的诸多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城乡的二元分治和城市化进程的缓慢等。制度保证是实现社会公平、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