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发票犯罪的罪名整合与法定刑配置

立法程序中的非逻辑因素、立法标准的混乱、立法技术的粗糙,导致我国刑法关于发票犯罪的罪名繁琐、冗长。不规范的用语和过于具体的规定,造成处罚漏洞和法律适用上的困惑。对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规定不规范,除徒增法律容量外毫无实益。罚金数额的规定不统一,可能造成罪刑失衡。严苛的法定刑,违背了危险犯轻于实害犯的配刑原理。应当以犯罪行为为标准,对发票犯罪的罪名进行整合;根据严而不厉的立法理念,对发票犯罪的法定刑予以重新配置。     

因履行安全生产义务受到暴力伤害应认定工伤

【裁判要旨】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遵守安全生产义务受到暴力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案号一审:(2010)涪法行初字第45号二审:(2010)渝三中法行终字第57号     

驰名商标认定新模式的构想研究——以认定机构为中心

驰名商标的认定是整个驰名商标法律体系的关键，我国现在实行的驰名商标认定双轨模式尽管对驰名商标的保护作出了很大贡献，但这种认定模式也有许多弊端，为了在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上与国际接轨，尽早消除这些弊端，我国应该修订有关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的法律法规，进而构建更完善的驰名商标认定模式。     

我国法院变更罪名弊端分析

刑事审判中的罪名变更一直在司法实践中具有争议，究其原因在于其弊端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致使在进行审理案件中，在检、法两院罪名适用上产生意见分歧，难以进行判定。本文从辩护原则、控辩平等原则、控审分离原则采对变更罪名进行分析，以微薄见解以求正教。     

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司法认定

《刑法修正案（八）》第37条新增规定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该罪有必要进行总结梳理和进行前瞻性的探讨,本文拟就罪与非罪、既未遂、罪数、此罪与彼罪等问题进行研究。     

从证据到事实——比较法视角的证明过程分析

事实认定是证据裁判的基础。如果将事实认定的过程比作建筑一座大厦的话,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犹如构建事实大厦的砖块,证据规则作为一条主线,扮演合理、科学、正当化构建大厦的灵魂和体系保障。事实认定的思维基础是逻辑思维,在思维本质基本相同的前提下,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在证明过程中存在诸多程序和证据法上的差异。证据规则的主要目的是促进裁判的正当性,精确性是正当性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不是惟一目标。在正当性标准下,对证据规则与正当程序的研究变得十分重要。证明责任在普通法系的证明中发挥激励性作用,大陆法系的法官与当事人存在证据责任方面的互补。从证据到事实,由证明作为连接的桥梁。事实认定作为证明的结果,是证据、证明方法、证据规则、证明标准、证明责任、诉讼模式等诸多程序和证据因素的综合产物,其中任何一种因素都会对证明结果产生影响。     

论枉法裁决罪的认定(下)

《刑法修正案(六)》第20条规定的罪名,是枉法裁决罪,而非枉法仲裁罪,称为枉法仲裁罪易致误解,并极易扩大修正案确定的适用范围。基于仲裁与诉讼的诸多不同,在枉法裁决罪的认定和适用上,不能简单地参照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的标准,而应在协调与仲裁立法(含《仲裁法》、《民事诉讼法》)及国际公约内容内在逻辑一致性的基础上,从严把握枉法裁决罪的犯罪构成及定案标准。     

指使他人领取邮寄毒品行为之认定——以袁某非法持有毒品案为例

对于如何认定领取邮寄毒品或者指使他人领取邮寄毒品的行为,刑法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司法实践中法院的判决也是在运输毒品罪和非法持有毒品罪之间徘徊。应当综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要件,特别是行为人对毒品的最终处理,进而作出正确的定性和相应的处罚。     

关于受贿罪中职务要件的认定分析——以夏某受贿一案为例

不直接参与发包工程管理但基于个人职务身份收受承包商贿赂款的行为如何处理是司法实践中受贿罪认定中的一个新问题。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认定不应局限于职务范围本身，还应考虑行为人在管理事务中的实际参与权；区分“利用职务便利”和“利用工作便利”应以利益要件为依据；明确受贿罪的法益保护是的认定职务要件的价值标准。     

著作权法定赔偿制度探析

本文在比较国内外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的法定赔偿制度,必须在坚持全面原则的前提下加入惩罚性因素,并让权利人对法定赔偿具有选择权,此外,法定赔偿应当考量侵权人的主观状态,并适当扩大赔偿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