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国际私法中的最密切联系原则

最密切联系原则是十九世纪以来国际私法在选法原则方面的一个重大进展。本文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起源、演进、在各国立法中的具体运用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肯定了它在国际私法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对我国涉外民商事立法对这一原则的运用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     

谨防“一刹那”的贪念

某地一副市长出身贫寒,在身处高位时因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导致防线失守,利用职务便利疯狂收受巨额贿赂,最终身陷囹圄,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在铁窗内,他对自己的罪行悔恨不已,分析自己之所以落得如此下场,主要是因为没有克制＂一刹那＂的贪念。应该说,不善于克制＂一刹那＂的贪念,致使自己的私欲不断膨胀,漠视党纪国法的威严,铤而走险,这是许多贪官走向堕落的根源所在。     

美国法官责任制度附议

法官制度是法官独立裁判的基石,本文介绍美国法官的责任制度形成的基础,法官的弹劾制度以及法官的其他责任追究形式和程序,学习美国法官责任制度中的优点并用以建立中国的法官责任制度,对正在进行的审判制度改革意义重大。     

华东纺织联合公司走私普通货物案——单位自首的认定

单位能否作为自首主体，司法实践中对此尚未形成共识。如何认定单位自首，刑法理论界对此研究也不多。单位自首是自首的一种，因此自首的法定成立条件同样应适用于单位，即犯罪后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单位犯罪是单位与单位中的自然人一体化实施的，因此，认定单位自首也要体现一体化的特征。对单位犯罪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自首行为，一般可导致对单位自首的认定。     

政策裁量、政策性腐败与信息公开

政策性腐败是一种更为隐蔽的腐败行为,其主要发生在地方政府制定政策及其公务员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将信息公开制度贯穿于政策裁量、制定、执行、评估等全过程,建立一整套防范与监控政策性腐败的信息公开体系,是新时期我国反腐倡廉的重要内容。     

计划裁量权的规制体系研究

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张,行政计划得到广泛的应用.因此,对于行政计划制定过程中存在的广泛的裁量权,需要相应建立一套完整的规制体系.在行政规制方面,可以采取合理分权、制定裁量基准、加强公众参与、引入决策咨询、建立评估体系等方式.在司法规制方面,可以考虑将某些计划裁量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要求的.纳入司法审查范围.     

司法裁量中法官的道德情感

司法裁量中法官的道德情感不可避免,且可在社会契约理论中寻找到其正当性根据。司法裁量中,法官通过判决所表现出来的道德情感可作为正义冲突时的价值导向,引领公众的生活目标。但司法裁量中法官的道德情感也存在消极性,我们似乎只能寄希望于法官个人素质的提高,以保证法官的道德情感的发挥是在遵守法律规则的前提下运用。     

“囚徒困境”套住了气候谈判

钱平广在《环球时报》上发表文章分析说，“囚徒困境”理论中，两个嫌犯被关押在不同的房间接受调查。如果两个人都坦白交代罪行，那么两个人都将受到严厉惩罚；如果两个人都拒不交代——实际上是相互勾结——也将受到惩罚，不过惩罚可能较轻。但是，如果其中—个人坦白或者背叛（供出另外一个人的罪行），那么可能会得到最轻的处罚。     

“最严重的罪行”与死刑——国际法上对死刑的界定

死刑，作为最严厉的刑罚处罚方式，向来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关于死刑的范围以及存废与否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     

裁量基准的制度定位:理由的规范化

《行政处罚法》的新规并未直接揭示裁量基准的制度定位,学界目前依然存在着“依据论”与“理由论”两种观点。实际上,依据裁量基准的形式外观与现行立法的规范用语并不能证明裁量基准属于裁量行为的“依据”,相反,根据权源性标准和拘束性标准,可以得知裁量基准并非“依据”。同时,通过对裁量基准与裁量理由的实质分析,可以发现二者之间不仅有着理论上的同质性,而且存在着内容上的同构性。不仅如此,裁量基准的运行机制也进一步验证了裁量基准属于“理由”的判断。不过,裁量基准绝不是“理由”的等同概念,而是“理由”的一种规范化表达,“规范”的形式赋予了裁量基准独立的制度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