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公益诉讼中“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迷思与破局

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是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前提条件。对于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认定,存在行为标准、结果标准以及混合标准等,运用这些标准对简单案件可以作出判断,对疑难案件却显得力不从心。裁量收缩论从被侵害法益的重要性、危险的可预见性、损害结果的可回避性以及行政保护的可期待性等方面对行政机关是否以及如何作为进行判断,能够兼顾行政裁量与保护义务、统筹事实因素与法律因素,是疑难案件中认定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理想工具。未来,应通过裁量收缩论的实体判断和程序展开,对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作出判断。     

故意杀人罪的死刑裁量基准——“丁汉忠案”的文本梳理和法理审视

目前我国有关故意杀人罪中死刑裁量因素的审查难有真切、统一的基准,而在司法实践中对相关刑法条文含义的理解和阐释较为草率;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体现的裁判趣旨未得到充分领会;各量刑因素的作用莫衷一是、标准不一,“估堆”量刑的困境萦绕其间,因而须探索故意杀人罪中相对合理的死刑裁量基准。具体而言,须区分各量刑因素的轻重、位阶,建构以责任刑为主、预防刑为辅的死刑裁量基准。至于是否入围死刑圈主要是仰仗责任刑阶段的判断。若责任刑阶段均是从严因素,基本会入围死刑圈的审查。死刑圈内的三种准刑种如何抉择,取决于对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判断。在预防刑阶段若均是从宽因素,一般死缓的判决即可满足要求;若从宽因素和从严因素交错,死缓限制减刑的判决基本可满足要求;若只有从严因素,则有判决死刑立即执行的可能。     

隐藏在行政解释背后的政策裁量:概念、定位与功能

现有研究承认公共政策介入行政执法和司法职能的事实,但鲜少有研究关注公共政策在法律解释中的功能。“吐槽医院被拘案”为讨论政策裁量在行政解释中的功能角色提供了契机。学理研究显示,行政与政策之间的相似性与现代行政国家的行政效率诉求促使行政机关实施政策裁量。我国的行政解释过程背后蕴涵着复杂的利益纠纷,为政策裁量提供了合适的研究论域。政策裁量的实质是在行政解释过程中进行利益衡量,以便于解决行政解释过程中的各类争端,同时引导行政解释结果适应社会发展方向。政策裁量内容对于行政解释结论具有正反双重影响。     

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重新发布《北京市城管执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的通知

京城管发[2019]115号各区城管执法局,开发区综合执法局,天安门、燕山、西站地区分局,市局机关各处室、直属单位:新修订的《北京市城管执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等文件已经2019年12月23日第四十八次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20年4月1日起施行,请各单位遵照执行。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发展改革部门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的通知

京发改规[2020]3号各有关单位:为依法规范本市发展改革部门行政处罚裁量权,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据国家和本市相关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市发展改革委制定了《北京市发展改革部门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现予以印发,请市区发展改革部门贯彻执行。     

北京市统计局关于印发《北京市统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19年版)》的通知(京统发[2019]131号)

市局所属相关单位,各区统计局、经济社会调查队,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调查队:《北京市统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19年版)》已经2019年11月27日北京市统计局第17次局长专题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执行。     

现场执法情境中的警察武力使用裁量模型构建研究

警察武力使用失范现象普遍存在于现场执法实践中,如何对警察武力使用行为进行有效规制是当前亟待解决的命题。依照情境解释研究范式,警察武力使用行为是具体执法情境下的产物,因此,研究警察武力使用问题不能局限于规则体系内的思辨,而应更多地关注武力使用的行为事实。传统的武力使用层级模型的突出贡献在于,一方面划分了不同危险级别的现场执法情境,另一方面明确了特定情境中的武力手段的选择范围。然而,从武力使用的行为事实考量,该模型割裂了警察武力使用行为的裁量与执行过程。故应当从影响警察武力使用裁量的情境因素出发,提出警察武力使用的裁量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现场执法情境中的武力使用裁量模型,以实现对警察武力使用行为的有效规制和实战指导。     

环境风险防控中的行政裁量

由于风险防控的特殊性,环境问题的综合性以及调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需要,行政机关必须在环境风险防控中进行行政裁量.从行政过程论的角度看,环境风险防控可以分为风险评估、风险沟通和风险决策三个阶段.在风险评估阶段,行政裁量主要针对专家选拔,为防止行政机关通过影响专家选拔从而操纵风险评估结论,应对这一阶段的行政裁量加以明确限制;在风险沟通阶段,行政机关对于公众参与及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程度、效果等享有裁量空间,有必要强调建立和完善民主统制的保障;在风险决策阶段,对于“风险”的要件裁量,涉及高度科技背景与专业判断的事项,属于行政机关专业判断范围.对于利益衡量的效果裁量,现有裁量空间并非不足,应设计程序制度从整体上对环境风险防控中的行政裁量运行进行较好地规制.     

行政裁量基准的兴起与现实课题

行政裁量基准通过对基层行政执法经验的提炼、细化与量化等控制技术的运用,能够为行政机关具体的裁量活动提供相对统一的行动标准,对行政裁量权的膨胀与滥用具有积极的遏制功效。行政裁量基准的兴起契合了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现实情境,彰显了行政规则之治的发展趋势。但为有效克服裁量基准制度可能的负面效应,应当妥善划分不同层级行政机关裁量基准的制定权限,赋予裁量基准更为灵活的拘束力,并倡导行政系统上下互动与行政相对人适度参与的模式,从而提升行政自我拘束模式在裁量控制中的地位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