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在行政解释背后的政策裁量:概念、定位与功能

现有研究承认公共政策介入行政执法和司法职能的事实,但鲜少有研究关注公共政策在法律解释中的功能。“吐槽医院被拘案”为讨论政策裁量在行政解释中的功能角色提供了契机。学理研究显示,行政与政策之间的相似性与现代行政国家的行政效率诉求促使行政机关实施政策裁量。我国的行政解释过程背后蕴涵着复杂的利益纠纷,为政策裁量提供了合适的研究论域。政策裁量的实质是在行政解释过程中进行利益衡量,以便于解决行政解释过程中的各类争端,同时引导行政解释结果适应社会发展方向。政策裁量内容对于行政解释结论具有正反双重影响。     

侵华日军生化基地在黑龙江的罪行与遗留问题

回顾了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在我国东北地区建立生化实验基地的前因后果,阐述了七三一部队与五一六部队的暗中勾结事件,并通过历史资料表明了其在黑龙江的历史罪行。因七三一部队的残暴行动而导致的受害者及其家属的精神伤害、抗战结束后黑龙江地区爆发大规模鼠疫和因生化基地遗留毒弹所发生的中毒事件等,论证了侵华日军生化基地的遗留问题。本文的目的是为此类事件的后续研究提供相关的研究基础,并呼吁国人铭记历史,警示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罪行并以实际行动处理后续问题。     

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重新发布《北京市城管执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的通知

京城管发[2019]115号各区城管执法局,开发区综合执法局,天安门、燕山、西站地区分局,市局机关各处室、直属单位:新修订的《北京市城管执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等文件已经2019年12月23日第四十八次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20年4月1日起施行,请各单位遵照执行。     

自由裁量权限定机制研究——以案例指导制度的建构为分析视角

案例指导制度之于中国司法实践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实现法律系统闭合、发挥法律见解控制机制作用和预防纠纷发生等三个方面。通过这些功能的发挥,案例指导制度承载起自由裁量限定机制的作用,在确保"同案同判"、确保裁判可接受性等方面助益良多。     

洋浦开发区法院调研论文在全国性学术研讨会上获奖

10月16日,在由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人民法院报社、中国审判杂志社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第三届汉江杯啄木鸟审判论坛暨自由裁量与司法正义研讨会上,洋浦开发区法院2篇论文获     

浅析法律解释中的价值衡量

我们生活在法律的调控之中,以法律为准绳.马克思说:"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法律需要解释才能获得生命,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什么是解释却如同什么是法律一样令人困惑."这说明法律是普遍一般的规范,把法律适用于社会现实生活必然涉及对法律的解释.一般来说,法律解释会产生多种解释结果.对解释结果的多样性是司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是法律解释方法本身不能加以解决的.这就需要运用价值进行平衡.所以利益衡量或价值衡量是法律解释方法运用之后要接着运用的方法,在一定意义上,它决定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左右着法律适用的进程中方法、工具的选择,决定着法律适用结论正确与否.     

行政执法裁量腐败的治理路向转换

对行政执法裁量腐败进行传统治理的国家主义治理模式具有天然的动力不足。应该在分析相关原因的基础上,实现治理路向的全面转换。在总体思路上,由国家内部治理向外部转换;在治理路径上,从外在的制度挤压型向内在的公共伦理人格构建转变;在控权观念上,由国家权力控制向社会权力控制转变;在控权手段上,由硬法为主向软硬法结合模式转换。     

个案裁判的论证和接受——对药家鑫案的反思

以个案裁判的证成为主线进行考量,在药家鑫案判决形成中,裁判事实中的犯罪主体主观恶性和法规范适用裁量两方面均缺乏论证。裁判的量刑没有能充分考量犯罪事实和法规范作为裁判理由,而是被动地寻求社会公众的意见支持,屈从于社会偏见的压力;因而没能成为一个在判决形成上有效证成、产生良好社会效果且能被普遍接受的裁判。     

强制交还国际诱拐儿童的司法裁量——以海牙公约第12条第2款为分析对象

海牙《国际诱拐儿童民事方面的公约》旨在体现强制交还儿童的原则,但同时又规定了强制交还儿童的例外,以便扩大公约的适用范围。公约第12条第2款中"儿童是否转居于新的环境",是判决是否返还儿童的关键因素,构成强制交还儿童义务的例外。对此需要从物理因素和心理因素两个要素来判定,但转居是否良好不是合适的判定标准。如果确定存在公约第12条第2款的例外情形,原则上依据公约交还儿童不存在剩余裁量,除非出于儿童个体的最大利益。对此需要考虑国际条约解释的一致性原则,尊重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海牙儿童保护公约的义务。     

论量刑建议的运行原理与实践疑难破解——基于公诉精密化的本土考察

在我国当前司法环境下,量刑建议制度的提倡与践行不仅可以从程序维度规范审判机关的量刑裁判权,同时也能促进公诉权的精密化,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但该制度的试点与发展也面临着体制与机制上的双重拷问,即司法体制上容易滋生检法冲突,工作机制上也与现行检察机制改革有诸多不协调之处。为减缓痹症、深化改革,未来中国量刑建议制度的完善,应完成以下逻辑转换：制约重点,从自由心证到量刑裁断;适用范围,从简单案件到争议案件;启动主体,从领导决议到主诉决定;建议方式,从概括确定到相对确定;程序参与,从检法合意到量刑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