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罚效益的实现途径

刑罚效益是指刑罚的设置及其运行给社会生活所带来的预防、惩罚和改造犯罪的直接效果以及由此进一步地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产生的间接效果与国家为设置、实施和执行刑罚所投入的资源成本之间的比值.其基本要求是以最小的刑罚成本取得最大的刑罚效益.刑罚效益的实现是一个过程,刑罚创制要强调刑罚的有限性和严厉性;刑罚裁量应注意刑罚的公正性与节俭性;刑罚执行则应坚持一体化原则和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     

揭开慕绥新犯罪的“谜底”——郭峰同志对慕绥新《我的罪行与反思》（摘录）的批注

关于慕绥新《我的罪行与反思》,本刊于2001年第10期以《评慕绥新的“书面检查”》为题,作了初步的剖析。辽宁省委原第一书记郭峰对慕绥新《我的罪行与反思》作了详细批注,进行了深刻剖析。这篇批注,对于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七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总结吸取慕马案件的教训,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价值观有着重要的启示。     

缓刑法律性质新探

“决定对犯罪人判处的刑罚是否立即执行”的活动不属于刑罚裁量活动,因而缓刑制度不应包含在刑罚裁量制度中;缓刑不涉及刑罚执行问题,因而不属于刑罚执行方法。应当将缓刑归入刑罚消灭制度之中。     

常德细菌战：日军罪行罄竹难书

常德战略地位特殊,在抗战中成为中国抗日军队和日本侵略军必争之地,中国抗日军民在此演绎了一幕幕惨烈、悲壮的历史活剧。本刊现特编发《常德细菌战:日军罪行罄竹难书》、《常德会战:一寸山河一寸血》两文,重温历史,激励大家不忘前事……     

浅谈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特殊自首情节的认定

目前，在办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过程中，对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侦查、批捕、起诉、审判或服刑阶段，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同种贪污、贿赂罪行，能否认定为自首问题存有较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犯罪嫌疑人向司法机关供述同种类罪行时，是否适用自首的问题；另一个是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标准问题。目前，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说不一。笔者也就此问题谈点浅见。     

从行政权力的运行轨迹看完善其运行机制

行政权力作为支配他人和强制他人服从的力量,从运动力学的角度看,它总会有自己的运行途径,我们将此称为行政权力运行轨迹。行政权力运行轨迹是对行政权力所要达到目标的全部过程进行的描绘。行政权力运行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诸如行政权力目标、权力手段以及权力运行轨道是否畅通等等,这就使行政权力运行轨迹具有多样性。如果行政权力在实际运行中的目标、手段与预先设定的相一致,行政权力运行的轨道畅通,那么行政权力实际运行的轨迹就会与预先设定的运行轨迹相同;如果行政权力在实际运行中的目标与预先设定的相一致,而实现目标的手段与预…     

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公诉裁量制度比较研究

公诉裁量在刑事诉讼流程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它直接决定了刑事案件能否进入审判程序,因而对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具有重大意义.在我国当前一国两制三法域的司法框架下,三地区公诉裁量权在内涵、主体、原则、范围和制约机制等方面的较大差异必定导致三地互涉案件在起诉裁量进而在裁判结果上甚为悬殊,这对犯罪嫌疑人个人不公平,对三地的司法协作也存在消极影响.因此,应借鉴香港和澳门的经验,从适用范围、裁量类型等方面调整和完善大陆地区的公诉裁量制度,实现公诉的节制.     

论公诉裁量中的公共利益衡量

公诉的性质、检察机关的职能决定了公共利益衡量是现代各国检察机关进行公诉裁量时应遵守的一项基本原则。公共利益衡量的适用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刑事诉讼中的公共利益包括社会利益、国家利益以及被害人和被告人利益等因素 ,在进行公诉裁量时应根据具体案件的情况对各种利益进行衡量。我国的公诉裁量应体现和遵守公共利益原则。     

论检察权的独立性

检察权的独立性存在障碍性因素,由宪法对检察权的独立性加以规定是必要和合理的。检察权的独立性有外部独立与内部独立两个方面,内部独立涉及检察官与检察长之间的关系。检察权的独立行使有其相对性,必须要处理好其与执政党的领导、与人大监督的关系。     

论行政裁量及其法律控制

行政裁量权是现代行政法的核心,对于它的控制可以说就是现代行政法的发展之路。但是我们对行政裁量进行研究的时候不难发现,我们一方面需要行政裁量,要求政府为我们每个人提供足够多的服务;另一个方面,我们又对它充满了怀疑,希望严格控制它。对于这个难题的研究颇有意义,本文正是从此入手,希望能够提出有用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