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罚类行政非诉案件的实践检视与优化

行政非诉案件既包括行政非诉审查案件,也包括行政非诉执行案件,均是检察机关行政非诉执行监督的范围。实践中往往因行政机关怠于申请强制执行、“加处罚款”适用不统一、违规减免罚款本金、强制执行措施不到位等原因,造成行政处罚目的无法有效实现。因此,有必要从规范统一“加处罚款”的执法司法标准、依法纠正减免罚款实践做法、全面提升依法行政能力水平、深化内外部执法司法监督等方面予以完善。     

试论政府流程再造

政府流程再造作为政府公共管理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新的理念和方法,对实现政府职能转变,推动政府机构改革,提高政府行政绩效,降低政府行政成本,推进电子政务建设等具有重要意义。实现我国政府流程再造,需要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切实建立以用户为中心的管理和服务模式,大力推进电子政务建设,努力提高公务员和公众的信息素质与技能。     

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理论在中国行政改革中的适用性分析

官僚制因为适应了工业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传统公共行政的支柱范式之一。但是自上世纪70年代起,西方各国的官僚制逐渐出现种种的现实困境,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席卷西方世界。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理论谁更适用于中国的行政改革呢?笔者认为目前中国仍然存在着发展和完善官僚制的土壤,但是新公共管理的运行环境发育并不成熟,因此,官僚制更适用于当前的中国行政改革,但新公共管理理论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启示。目前我国行政改革的路径选择是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弥补和完善官僚制。     

印太视阈下美国与印尼的海上安全合作

“印太战略”推出以来,美国与印尼在海上安全领域的合作加速提质。两国海上安全的顶层协调频密,双多边海上联合演习规模拓展,涉海军售与安全援助均取得新突破。美国与印尼强化海上安全合作是两国在印太局势大变动的背景下,基于对自身战略目标、利益的认知和评估而做出的主动选择,其中不乏相互利用制衡中国的考量。但由于两国在战略偏好、印太地区构想及南海问题等方面存在分歧,其合作也存在一定的约束和限度。美国“印太战略”旨在遏制中国在地区秩序中地位的提升,由此美国与印尼的海上安全合作总体上将继续强化,尤其是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不容忽视。     

社会转型期行政人员道德人格探微

在我国社会转型期,行政人员的道德人格出现多样化,“权威型人格”、“依附型人格”及“多重人格”等道德人格不同程度存在。行政人员道德人格的多样化,既源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有着深刻的现实原因。建设与发展服务型政府,是培养行政人员自主道德人格的关键。     

行政公物与我国行政公物制度构建

行政公物是行政主体为了实现行政目的与执行公务之便利,所管理或者使用的财产。对行政公物概念及其范围的理解,我国和域外有所不同。构建我国行政公物制度有宪法、法律和其他规范性依据。目前,我国行政公物制度存在定位失误、监督不力、改革滞后等问题。加强预算监督与审计监督,健全行政系统内部监督机制,建立纳税人诉讼等公益诉讼制度等等,是推进行政公物制度改革的重要途径。     

科学发展观与地方行政立法的完善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地方行政立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并将进一步促进地方行政立法活动的完善与发展。     

论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公益诉讼

行政公益诉讼对个人信息保护有其内生必要性与外生必要性,且在立法技术、立法保障与政策支持上均具备广阔制度空间。但是,个人信息保护行政公益诉讼仍存在配套机制供给不足、立法有所失范、相关概念不够明确与监督相对滞后等缺陷。鉴于此,应以行政公益诉讼的预防价值、衡平价值、补位价值为导向,从保护范围、监督空间与配套机制三方面做到拓展保护范围、拓展监督空间和完善配套机制,以构建完善的个人信息保护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道德观念与行政效能

行政道德观念是决定行政主体行为取向的关键因素,行政组织的道德理念和价值观也直接影响着行政效能的水平。本文分析了道德因素与行政效能的关系,列举了几种常见道德理念和价值观对于行政效能的影响及表现,从道德意识层面提出了解决行政效能低弱问题的方法。     

论程序正义

程序的公正和正义是法治的外在表现。否认或忽视程序的价值不但是对正义理解的偏见,更是对法治的践踏。本文通过对程序正义价值的分析,提出了对程序设置的基本要求。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正确认识和理解程序相较实体的优先价值,不仅是人们法治意思提升的需要,也是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