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住房权及其立法保障

在人权发展史上,有"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之分。启蒙运动所提出的以个人自由和财产权为核心的自然权利,即"第一代人权"概念,属于消极权利。第二代人权是二战后西方国家承认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权利,人们又称第二代人权为积极权利。第二代人权包括:社会安全的权利、工作权和休息权、受教育的权利、生活保障的权利、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等。住房权作为第二代人权被国际公约提出后,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和立法保障,成为政府的法定义务。近年来,随着我国住房市场化的过度推进,对于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保障严重缺位,故应该加强对住房权的重视和立法保障。     

论平等视域中的我国少数民族权利保护

平等是人类永恒追求的价值目标，保护少数人和少数民族权利是平等的题中应有之义。平等权与平等发展权是我国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核心。为真正体现和落实平等权和平等发展权，我国对少数民族实施优惠性差别待遇，促进了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由“机会平等”向“实质平等”转变。     

台湾地区认罪协商程序的引进和运作情况分析

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已经朝着改良式当事入主义方向发展,为减轻法院审判压力,确保法官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疑难复杂的案件中,台湾地区几经曲折,于2004年在刑事诉讼法第七编之一引入认罪协商程序,立法过程可谓激烈而艰难.台湾地区在引入该程序时参考了美、意、日等国家的规定,更注重结合自身实际,形成了符合本土的程序特色,司法运作过程中也给被告人科刑带来很大的利益,但是由于立法规定存有不足,导致认罪协商程序的适用并不普遍.为此,对待一项新的制度必须理性而谨慎.     

论英国早期制定法对普通法合同法的促进及其方式——基于法文化传统的考察和解释

英国早期(12~17世纪)制定法对合同法的影响表现为:第一,通过限制教会法院及地方法院管辖权来促进皇家司法机关对合同诉讼的控制;第二,通过发展陪审制提升合同诉讼中证据规则的科学性;第三,确认和发展新的合同诉讼形式以扩大合同救济的适用范围;第四,通过增强国家对合同纠纷的司法控制以及对违约人施加刑事处罚程序来维护商业阶层利益并强化守约观念。《反欺诈法》则对一定范围内的协议增加了得到司法受理的形式要件。英国早期制定法对普通法合同法的推动是以程序性规定作为突破口的,这种作用模式是对英美法律"程序先于权利"传统的实例解读。     

论财政立宪主义语境下的税收权控制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实行和法治国家的建设均呼唤财政立宪主义理念的落实,其中对国家税收权的制约是核心。为此,不仅需要从宪法的意义上对＂税收＂的内涵进行解读,展现其中蕴涵的宪政主义精神;而且需要从征税权的行使、税收收入的使用、纳税人的权利保护、征税权的合理划分等制度上进行建设和完善,方能在通过财政立宪推进中国宪政进程方面见到实效。     

谎言是人类最大的灾难

当里氏9．0级大地震来临时，日本人显得很镇静，因为他们从小受到12年的防震训练，建筑总体上也足够牢固，社会可以互相信任，一个人不会成为另一个人、一个职业群体不会成为另一个职业群体的陷阱。这是信任的力量。     

我国公民现代法律意识探究

法律意识在公民意识结构中处于重要地位,加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是提高公民政治素质的一个重要着力点.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集中体现为对社会主义法律的根本立场、根本态度和根本看法.我国公民应该具有的现代法律意识集中体现为公民意识、法律至上、人民主权、权利本位、人权保护、权力监督意识等.强化公民的现代法律意识,提高公民法律素质,是当代中国走向法治化进程中的一项基础工程,是推进法治国家进程的关键,也是适应时代发展趋势,促进国家和社会进步的应有之义.     

媒体如何利用老龄化社会提供的发展空间

一、老龄化社会为媒体带来的发展空间通常,6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超过总人口的7%,就被称为"老龄化社会",中国在2005年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率已经达到了7.6%,进入老龄化社会。据民政部部长、全国老龄办主任李立国在2012年全国老龄工作会议上的介绍,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已经进入快速发展期。截至2011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1.85亿,占总人口13.7%。预计到     

“棱镜门”事件对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影响

美国国内关于维护国家安全和公民权利关系,显露出美国政府在两者之间做选择的两难困境。事件极大地冲击了美国迄今为止一直占据的全球互联网安全领域里的主导权和话语权,颠覆了美国在这个领域里主张的道德基础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分别于6月5日和6日根据一名29岁的美国人爱德华·斯诺登提供的信息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     

利益时代的规则及权威

乱象丛生似乎是转型国家的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解决社会失范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重建社会的价值共识或普遍规范。在利益时代,任何社会共识的形成,都必须建立在承认和尊重个体权利和利益的基础上,忽视人们的利益诉求而强加给人们以某种价值,事实上很难行得通。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对利益关系进行有效调节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