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陪审制在司法公信力生成中的价值考量及限度

由封闭性的司法运作转向开放性的司法运作,陪审制这一公众司法参与模式可以有效发挥其通过实现实体与程序公正及陪审员与司法间的良性互动的方式来促进司法公信力的生成。但陪审制在司法运作中具有自我定位不准、与社会公众联系不紧密、缺乏社会的有效认同及无法与法官实现良性互动的缺陷,凸显了陪审制在司法公信力生成中的价值限度。     

考量官德察“三处”

做官先做人，官德即人品。为官人品如何，官德怎样，不能但凭口说，须经考量定夺。《菜根谭》有云：“小处不渗漏，暗处不欺隐，末路不怠荒，才是个真正英雄。”其意为：一个人在细枝末节、些微尾腻的小事上一丝不苟；在无人所见、蔽匿不露的隐暗处心底无私；     

电梯考量的文明

2010年9月17日中午，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女生公寓楼内，28名女大学生被困在电梯里，40分钟后才在消防队员的破门帮助下获救。这起事故的起因系电梯超载——该电梯核定承载量仅为21人，结果却超载了7人。     

非法实物证据排除之考量

当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被确立,但非法实物证据排除在具体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一定缺陷。非法实物证据排除涉及到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公正与效率、安全与自由等价值冲突。通过考究域外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原则及例外可知其所保护的价值包括了保护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和维护法律的秩序。结合域外的现行规定及我国的现实状况,法官应从客观、客体、主观、主体等四个因素出发考量是否予以排除非法实物证据。     

司法三段论——定罪思维的简化假想

司法三段论,作为过去、现在、将来的一段时间内法官判决的思维技术,其存在价值是不可磨灭的,但是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法官判决的思维过程并不如逻辑形式那般简化,是经过法官一系列的价值判断最终通过逻辑形式展现出来的。因此,将定罪思维假想为司法三段论的简化模式是不理智的,法官的价值判断是不容忽视的。     

考量与建构：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灾害致残者社会救助主体研究

曲绍旭在《社会保障研究》2012年第4期撰文认为，由于对救助对象及环境认识的不足，灾害致残者救助现有主体在资源配置、力量平衡以及项目融合等方面存在弊端。福利多元主义以去中心化、决策参与等价值观，逐渐成为灾害致残者救助与主体建构的理念基础，并使得各主体朝着综合化、多元化与制度化方向发展。在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     

政策执行中的相互调适——基于拆迁及由此引发的上访分析

政策实施过程是执行组织和受影响者之间就目标或手段作出相互调适的互动过程,政策执行的有效与否在根本上取决于二者相互调适的程度及调适的结果。基于政府与拆迁上访户调适过程的实践,应有一个完善的拆迁政策执行全过程的调适模型。拆迁政策的执行调适过程不仅仅包括拆迁过程中的调适,还应包括由强制拆迁所造成的民众向政府部门上访的调适过程;拆迁政策执行过程中平等、双向的沟通协调有利于政策执行者顺利执行,也有助于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和拆迁户的个人利益的协调统一;政策制定系统应高度重视拆迁政策执行调适过程中所反馈的问题。     

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的经济考量——以华为并购案因危害美国“国家安全”被否决为例

回顾华为作为通讯设备供应商在美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事件,比较经合组织和美国外国投资政策中与国际安全相关的规定,提出对限制准入的经济考量,建议行业协会、政府部门和对外投资企业共同努力,采取适当方式增加对外投资成功的机率。     

论基本法与政策在特别行政区治理中的互动融合

特别行政区治理已经呈现基本法与政策互动融合的趋势。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政策一方面在基本法体系外影响基本法的制定、修改和实施,另一方面则在基本法体系内通过政策性条款丰富基本法体系,或者通过法律技术形塑基本法规范。基本法与政策的互动融合不会减损基本法的稳定性,只会使政策更加规范,基本法更有活力,从而不断提高特别行政区治理的实效。     

浅析“有一定影响的商标”判断的考量因素——以“鸭王案”为实例

恶意抢注他人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未注册商标应当满足“相关商品领域”、“有一定影响”、“恶意”、“导致相关公众混淆误认”四要件,其中“有一定影响”是核心要件.在判断是否“有一定影响”时,应该具体考量时间、地域、传媒影响力、商品属性及相关公众等因素.在保护方式上,法官应当对在先知名商标进行利益衡量,根据在先商标的知名程度,决定赋予禁止权的保护,还是赋予在先使用权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