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个中央部门公布2013年度决算

7月18日,2013年度中央部门决算和“三公”经费决算密集亮相。截至18日晚7点,已有98个中央部门公开了部门决算和“三公”经费决算,公开部门数创下了近年来新高。从总体情况看,今年中央部门决算公开范围进一步扩大,从以往报送全国人大审查的部门,扩大到除涉密部门以外所有使用财政拨款的     

监督预算执行 可以“三管齐下”

管住、管好政府的"钱袋子",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也是人大监督工作的重要方面。上饶县人大常委会一直把财政预算监督作为重点,不断创新方法,努力寻求突破。近年来,已初步形成了预算执行经常性检查、部门预算重点跟踪、人大监督与审计监督有效对接的工作模式,实现了对财政预算的监督由程序性变为程序性与实质性并行的局面。     

德国的州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及其启示

德国联邦制的发展巩固,其各州宪法调和表征了联邦国家性的主权侧重,规范了州的受宪制性。联邦州宪法保持在根本规范上与德国《基本法》的同一性,实现了联邦整体宪制的地方贯彻。州宪发挥着捍卫联邦制及统一、帮助阐释《基本法》、补充和丰富《基本法》及特别情势下替代等功能;德国州宪的法治经验可为我国纵向政权法治的多样化以及以法治方式维护和促进国家统一提供借鉴。     

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的内容建构和路径探讨

经济新常态下,预算绩效管理已不再仅是对支出效率评估的工具,而是成为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保障机制。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作为构建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目标导向为原则,一方面旨在弥补传统预算绩效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旨在构建起包括一般公共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其它政府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和解决政府与社会企业的"五种合作模式"存在的部分问题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为推动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的践行,应积极推进全覆盖与全方位预算绩效管理格局紧密配合、与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链条有机联动的路径机制。同时,弥补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相关的法律不足、建立健全全覆盖预算绩效考评监督体系等相关配套措施的顶层设计,从而推进"绩效管理平面化"向"绩效管理立体化"转变、实现财政支出效率和预算绩效管理的战略规划目标。     

我国公共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的价值选择

自1994年颁布并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以来,我国的公共预算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公共预算毕竟是一个舶来品,加上长期以来人们对公共预算存在着认知上的一些误区,导致我国的公共预算先天不足、后天畸形,公共预算体制仍处在预算发展的初级阶段,因此从理论层面上探讨公共预算的一些基本问题仍将是我国当前的研究重点。     

预算立宪原理

代议机关对行政机关收入的决定权,代议机关对行政机关支出计划的决定权,预算的制定程序,预算的执行和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都是宪法应该直接规定的问题.或者说,这五大问题都是宪法问题.它们合起来构成预算制度.只有宪法对这些问题直接予以规定,才从宪法层面完整地抓住了预算制度的要害,赋予代议机关对财政的完整控制权.宪法这样完整地规定代议机关的财政决定权有两个积极意义:一是从宪法层面解决财政的民主性问题,借以促使政府民主执政;二是从宪法层面解决财政的法治性问题,借以促使政府依法执政.     

南联邦民族认同话语建构失败及反思

在现代国家生活中,话语建构有三种基本路径,即舆论、政策和教育。在研究南联邦解体的历史教训时,我们发现,恰是在舆论、政策及教育的民族认同话语建构上的失败,最终招致南联邦的解体。反思南联邦的历史教训,可从中获得重要启示。     

对地方人大加强部门预算监督工作的思考

部门预算,通俗的讲,就是一个部门一本预算,根据国际惯例,它是由政府部门编制,经财政部门审核后由会议审议通过的反映部门所有收入和支出的预算。也就是说,只要直接与财政有缴拨款关系的一级预算单位都应编制部门预算。目前,随着财政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人大对部门预算的审查监督已成为摆在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面前的一个新课题。为此,本文试就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如何加强对部门预算的监督作一些初步的思考。     

经济民主:21世纪左翼的“大概念”

正当前人们越来越视经济民主为左翼的"大概念"。虽然其基本的内核——经济的各部分应该受民主监督——并不新颖,但是经济民主作为一个明确的政治范式、作为相对密切且内在一贯的批判和改革行为体的出现,却是新的、有意思的发展。我们可以在100年前甚至更久远的时代找到关于经济民主的一些表达,如科尔(G.D.H.Cole)就认为"民主原则不仅仅主要应用于社会行动的一些特定领域,如人们所熟知的政治领域,而     

当代美国非营利部门与美国国家安全

美国的非营利组织与美国国家安全体系密切相关。这些组织可划分为智力服务型、支援倡导型和实务(行动)型三大群体,发挥着国家安全战略及政策的思想库和智囊团、跨学科的科学技术专家、"圈内人"的大本营和交流平台、公众的教育者和辅导员、人力资源的培训基地和周转库,以及国家安全战略的实施助手等多重作用。推动非营利组织深度参与国家安全事业的主要因素包括历史文化传统、非营利部门的快速成长、美国政府对非营利部门的日益重视和支持,以及"9·11事件"的后续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