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者胡永明的牢狱之灾

2011年年底，胡永明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一案二审维持了原判。此后，河南省三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上书最高人民法院，希望对这位曾经的农民工维权人士法外开恩。但至今，仍没有收到来自最高法的回复。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危险性相当性”的具体判断

本文案例启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危险性是一种现实存在的具体危险,而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危险。与放火等行为危险性相当,必须是实施一个行为就足以造成与放火等行为相同的危害后果,数次或数个连续伤害他人的行为不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应定故意伤害罪。同时,在刑事审判中,应严格依据犯罪构成要件认定犯罪,坚决杜绝     

“多次违法行为”入罪之思考——以多次非法行医为视角

我国法律规定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的,应当以非法行医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此种将多次行政处罚后再实施违法的行为纳入刑事犯罪构成要件或者说作为罪量要素的定罪模式是合理的,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和刑法谦抑性原则。但为了防止刑事制裁范围的肆意扩大,应从违法主体、违法程序及违法次数上对"非法行医被二次行政处罚后再次非法行医"入罪进行一定的限制,以实现人权保障和惩罚犯罪的有机统一。     

危险驾驶罪在刑罚上的疏漏

危险驾驶罪是我国为了打击醉酒驾驶和追逐竞驶而制定的罪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中做了明确规定。由于该法例比较"年轻",不可避免地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些困惑。对其在司法中尤其是在刑罚上存在的问题进行叙述,探讨其在刑罚上的疏漏,有助于完善我国危险驾驶罪的立法。     

嫖宿幼女罪立法缺陷之多重视角检审

嫖宿幼女罪中,幼女是儿童、女性和被害人几重颇有意涵的身份集合,从儿童视角、性别视角和被害人视角审视,该罪的立论基础偏离了嫖宿幼女行为性质的本质,进而使嫖宿幼女行为的归罪偏离了其本来的轨道——强奸罪。从儿童视角审视,嫖宿幼女罪背离了"儿童最佳利益"原则,动摇了幼女不具有性同意能力的法律根基,保护的法益漠视幼女个人法益;从性别视角审视,嫖宿幼女罪无视性交易双方能力的不对等,无视嫖宿幼女行为实属性剥削行为的本质,给男性嫖客和卖淫幼女带来不同的影响;从被害人的视角审视,嫖宿幼女罪无视"卖淫幼女"根本上是幼女、是被害人的事实,将"幼女卖淫行为"等同于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行为"。     

民意“由刑制罪”之规范化探讨

在"以刑制罪"的理论框架下,民意经由规范化的转换,通过刑事政策的价值判断与刑法解释的理论路径,对犯罪的认定产生了实质的影响与制约。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规范化的民意在定罪体系中只能作补充性的、有限度的适用。     

砸车时离开现场是否涉嫌共同寻衅滋事罪

[案情]2012年9月15日晚，杨某与小唐（已判刑）、小任（已判刑）、小玉（在逃）、小陈（在逃）等人在某乡镇街上一饭店喝酒。席间．小陈以在街上居住的小路曾骂过他为由．提出让杨某等几人帮忙去教训教训小路，得到响应。随后，杨某等人骑着摩托车赶到小路家，在院门口吆喝着叫小路出来。当小路的姐夫欧某打开院门询问事由时．杨某上前就是一拳，将欧某打倒在地。杨某等人的叫骂闹事引来周围居民的围观。借着酒性，小唐、小任等人将路过此地的一辆电动三轮车和一辆“捷达”牌轿车砸毁，经鉴定，车损4838元。砸车时，杨某和小玉因害怕摩托车出事，骑车离开现场。当两人回到现场时，轿车和三轮车已被砸。其他人全部逃离。案发后，杨某逃走，两年后投案自首并被起诉。在审查起诉时．对杨某是否涉嫌寻衅滋事罪出现分歧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杨某具有寻衅滋事的行为，但是因为没有参与砸车，其行为情节较轻，不应以犯罪论，建议公安机关撤回起诉。另一种意见认为：杨某涉嫌寻衅滋事罪，系与小唐、小任等人共同犯罪。杨某没有参与砸车．只影响量刑，不影响定罪。[速解]本文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首先，该案涉嫌寻衅滋事罪。我国《刑法》第293条对寻衅滋事罪的四种行为表现和结果进行了界定。该罪是指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起哄闹事，随意殴打、追逐、拦截、辱骂他人，强拿强要，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和情节严重的行为。纵观该案，第一。杨某等几名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故意明显。小陈为了发泄对小路的不满，提出教训教训小路，得到杨某等人的支持。显然，杨某等人具有逞强争霸、显示威风的犯罪动机。第二，该案客观方面不仅表现为随意殴打他人（侵犯人身权），显然欧某是无辜的，而且表现为损毁他人财物（侵犯财产权）的行为，并且造成较大损失，属于情节严重。第三，杨某等人在乡镇大街上寻衅滋事．其群势的威力给公众心理上带来恐惧和压力，严重扰乱了公民的正常生活秩序（侵犯公共秩序）。其次，该案系涉嫌共同寻衅滋事犯罪。我们说，共同犯罪是指两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的犯罪。在主观方面，     

零适用的审判现状:审视资助恐怖活动罪的适用

针对我国严峻的反恐形势,我国已在刑事立法上做出快速反应,增设了资助恐怖活动罪。然而,从司法实践考察,资助恐怖活动罪在我国呈现出零适用的审判现状,这与我国严重的恐怖融资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因此,需要在国际反恐怖融资的背景下,审视资助恐怖活动罪的性质,正确认识资助恐怖活动罪的规范构造,从而有效地实现打击恐怖融资犯罪的法律效果。     

狭义诉讼欺诈的含义扩张及刑法规制建议

行政诉讼中也有诉讼欺诈,行为人利用诉讼欺诈也可侵犯他人债权,并可实现其他非法目的,且尤其主要侵犯了审判机关正常的审判秩序,应被刑法规制的诉讼欺诈已不再局限于狭义区间.为区别于广义,狭义诉讼欺诈的含义应被扩展并被重新定义.现行刑法对很多社会危害极其严重的诉讼欺诈并无具体规定,且忽视了被诉讼欺诈主要侵害的审判机关正常审判秩序的保护,因此,急需在刑法中增设"诉讼欺诈罪".本文最后对"诉讼欺诈罪"的概念、犯罪构成进行了论述并对"诉讼欺诈罪"的法条设计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盗伐林木时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定性问题

本文案例启示:盗伐林木时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行为定性,应在正确把握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和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制品罪与盗伐林木罪区别的基础上,结合刑法中想象竞合犯、牵连犯等罪数理论进行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