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宪性推定到权力谦抑主义——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中的解释方法与司法哲学

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的判决涉及"香港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是否有权传召当事人"这一颇具争议的问题。针对当事人提出的"立法会调查委员会越权"的主张,在进入司法审查后,法院面对的是如何选择具体的方法来进行审查。虽然从文本来看,香港《基本法》并没有明确赋予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以传召当事人的权力,但法院采取合宪性推定方法,认为《基本法》没有禁止立法会通过调查委员会来行使证人传召权,并判决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不存在越权情形。这种对立法机关持谦抑姿态的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形式文本,在本质上建基于《基本法》架构下国家不同权力间的关系维度,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并且对当下中国宪法方法的建构具有启示意义。当然,香港立法会调查权的行使必须以《基本法》为依据,以香港特殊的行政主导制为基础,这又从另一面体现了立法权对行政权的谦抑。     

论英国“新地方主义”的特征和路径选择

"新地方主义"是对英国中央集权体制下地方自治权发展的新的诠释,主张中央政府下放管理权、给予地方政府限制性自由裁量权和"赢得的"自治权,鼓励发展地方公民的参与性治理。"新地方主义"理论和政策融合了英国中央主义和地方主义两种传统,呈现为英国地方自治新的发展趋势。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描述——法团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延伸

当前,中国大陆与社会的关系似乎与法团主义理论的制度设计相似,然而源自西方的法团主义其内在要求——市民社会,却与中国大陆现实不符。由此提出行政吸纳理论从宏观和微观重新界定中国大陆中央与地方基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但是,国家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还是回归法团主义所强调的独立且合作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读《民主的不满——美国在寻求一种公共哲学》有感

桑德尔在《民主的不满》里指出,看似民主的美国,其实也面对着"自治的丧失"和"共同体的侵蚀"两个严重的问题,自由主义不能包治百病,而且面对着越来越多的挑战,这一切都需要回归共和主义,美国建国的传统是有着所谓的"塑造性政治",即在公民中培养自治所需要的品质的政治的基础,自治、美德、共和都是应有之义,美国未来的发展需要回归到一种政治参与的公共哲学。     

20世纪西方“形式主义”文论“文学形式”思想述论

形式主义文论文学形式思想有三个发展阶段:语言形式阶段,侧重文学语言特殊性的研究,借助文学语言的特殊组织,文学成为一个审美自治的领域,以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为代表;本体形式阶段,侧重文学形式与意义结合为有机统一体,文学具有向本体世界追寻的能力,在现代社会具有精神救赎的作用,以英美新批评文论为代表;功能形式阶段,侧重文学形式与社会精神结构之间的关系,文学处于社会精神结构的指定位置,通过阐释活动建立起文本与世界的联系,以法国结构主义文论为代表。     

新思潮激荡中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中国人民有了新的觉醒,特别是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不断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新方案.在这一过程中,各种新思潮纷纷涌现、竞相斗胜.但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的阵营也逐渐发生分化,出现了以什么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激烈论争.其中,胡适挑起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遇到的第一次重大挑战.     

浅议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于2006年的新《公司法》中提出,对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起到了重要作用,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因此,本文对股东诉讼的概念、立法状况进行了论述,重点论述了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问题和建议。分析了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存在的前置程序的免除条件不明确、诉讼费用不合理、诉讼管辖等缺陷,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关的完善建议。     

《哥达纲领批判》思想诠释

01坚持无产阶级的实际运动和科学纲领的统一"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但是,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应该把这件事推迟到由较长时间的共同工作准备好了的时候),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为了消除德国工人运动内部的分裂状态,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与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在商谈合并的过程中推出了《哥达纲领》。但是,这个纲领是牺牲原则的妥协的产物。针对这种情况,马克思科学地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运动     

人机协作创未来

自1959年美国制造出第一台工业机器人以来,机器人在日本、韩国、德国等工业化国家得到大规模应用,并且越来越朝着"小而有力""聪明好用"的方向发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以机器人为代表的自动化也时常被视为与工人争抢"饭碗"的"元凶"。在工业生产方面,机器人一直拥有"超人"的优势,这不仅体现在作业的高效率、高精度高可靠性方面,在耐疲劳连续作业等方面也明显优于人工也正因如此,在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除名制度研究

除名制度在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制度价值包括维护公司资本的真实、惩罚股东严重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维护股东间的信任与公司秩序以及实现公司的个性化自治。股东除名的适用情形来自于三个方面的界定,一是公司立法规定严重的瑕疵出资等公认的适用情形,二是公司章程关于除名事由的特别规定,三是将概括的"重大事由"作为有弹性的适用情形,留给司法的有弹性的适用。由于股东除名涉及公司多个利害关系人之间的身份关系、财产关系等多重利益关系的变动,因而需要建立严谨的除名程序与诉讼救济措施,以防止股东除名制度被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