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面纱——读《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邓正来先生的论著<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发表,就在中国法学乃至中国社会科学界掀起了一场反思性的大讨论.邓先生这一理论大厦的核心范畴是"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因此,对邓先生的这一范畴进行解读后,对已有论者对它的探讨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追问这样的问题:这种"理想图景"到底能走多远?它能否担当起邓先生所赋予它的那些重任?它究竟是通过智性努力可以形成我们共同记忆的理想,抑或仅仅是一个空中楼阁式的幻象?     

有机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逻辑关联——基于有机整体主义的视角

以人与自然这一绿色关系为切入点,便会发现人类社会存在非此即彼的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政治共同体便成了人类共同体与自然共同体的分离。有机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的发展共同体基础上主张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坚持怀特海过程哲学的有机整体主义,旨在建构一个生态的世界秩序:即一个由万物相互联系的由共同体组成的共同体,一个符合全世界人民利益的共同体,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共荣共生,形成为了共同福祉的整个宇宙意义上的共同体模式。     

新自由主义思潮变迁

所谓新自由主义,是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而言的,也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极端演化与发展。在西方经济学中,新自由主义是指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大萧条以来,与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相对立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期主义的较量     

沉默权：一个无法沉默的话题——从我国刑诉法“应当如实回答”谈起

我国刑诉法规定了犯罪嫌疑人面对审讯人员的审讯：“应当如实回答”的义务,使其在刑事诉讼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是否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由“口供本位”转向“物证本位”,彻底改变目前的侦查模式,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多层次一体化与东南亚地区发展前景

我们可以明显发现,世界在21世纪初正以多层次模式重组人类社会的互动关系,除了有最高层次的国际组织(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外,还有代表传统国家利益的地区建制(例如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此外便是次地区甚至微地区的一体化发展.对此,本文将由分析相关理论架构的发展切入,然后从次地区、微地区与地区层次,对东南亚地区进行分析,希望能有助于了解这一地区一体化发展的现实与未来.     

孔子制宪：康有为儒学普遍主义下的立宪观

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康有为重构中国文明的自主性,力图保持儒学在政教中的普适地位。在处理儒学与立宪的关系时,康有为认为孔子作《春秋》立宪法,且与西方宪法相较,作为宪法的《春秋》在时空上具备普遍性。进而,康有为通过诠释儒学经典,以《春秋》公羊三世为普遍规范,将立宪政体融入儒学之中,以此为变法改制的步骤和方略提供理论依据。他还通过阐发儒学经典中的微言大义,寻求人人自主、自立、平等的立宪原理,对传统儒学中的君民关系、君臣关系做了创造性的现代转化。康有为贯通古今、融合中西而形成的“孔子制宪说”虽无法凝聚世人的立宪共识,但展现了传统、现代与未来之间的连续性,诠释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性,并提供了儒家立宪的一种可能性。     

上海合作组织的形成及其动因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从1989年中苏边界谈判开始的上海五国为什么会转变为一个全面安全合作组织?本文把上海合作组织的形成分为三个阶段,并提出信任、主导国和共同安全利益三个动因以解释这种合作发展进程。在边界谈判时期,中国与俄罗斯、中国与哈、吉、塔形成重要互信。这两种信任关系成为以后产生中俄合作以及使中亚国家加入中俄主导的安全合作组织的基础。中俄逐渐建立的信任关系催生了合作产生的第二个动因,即中俄主导。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变得明显,上海五国提出多边合作并发展成安全会议机制。从1998年至2001年,共同和互补的安全利益更加深化,从而推动上海五国提升为上海合作组织。     

芬兰多元主义族群治理模式之经验

芬兰从最开始的被瑞典殖民,到后期芬兰民族意识的觉醒,再到现在芬兰语族群和瑞典语族群和谐发展,芬兰在斗争和妥协中找出了一条多元主义族群治理模式,本文通过对芬兰多元主义族群治理模式的分析,希望为我国民族政策的发展和完善提供借鉴。     

利用RNA复制子融合表达口蹄疫病毒抗原表位与分子内佐剂的研究及其表达产物的免疫学分析

为了探究新型疫苗载体在口蹄疫防控中的应用,本研究构建了一种融合表达口蹄疫病毒抗原表位与分子内佐剂的RNA复制子.首先将FMDV毒株O/BY/2010 B、T表位及霍乱毒素B和α-干扰素基因构建到RNA复制子载体中,通过将复制子质粒线性化并进行体外转录,得到复制子RNA.将该RNA转染BHK-21细胞,用Western-...     

世界银行的反腐败标准及其对金砖银行制度建设的启示

本文系统考察了世界银行反腐败标准的形成过程及其对金砖银行反腐败制度建设的启示,认为世界银行的反腐败政策经历了一个重要变迁,而后者的动力正是来自于世界银行主要捐款国对本国反腐败议题的重视。自世行成立以来,治理和反腐败问题一直是其不愿触及的"政治禁区",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尤其是在沃尔芬森和沃尔福威茨两任行长的推动下,世界银行日益关注借款国的国内治理和反腐败状况,并将之作为其提供贷款的重要条件,事实上,这与美欧日等主要股东国在世纪之交高度重视国内的反腐败议题以及世界银行自身以股东国导向为准的制度特征密切相关。作为发展中国家自主创立的新开发银行,金砖银行更多地强调借款国主导和采用国别体系,充分体现借款国自身的发展理念和战略,因而应该采用一套更为灵活多样、更符合借款国实际的治理与反腐败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