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分配实证研究

工程案件中,“谁主张谁举证”仍是一般举证规则,但该规则同时受到诚实信用原则约束。如一方当事人违背诉讼诚信原则的,即使另一方举证存在较大瑕疵或不足,法院也可根据情况灵活调整或加重一方的举证责任。     

民事执行中参与分配机制的完善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牵扯到了债务问题,其中占比最重的是一债务多债权案件,即一件民事诉讼案件中出现一位债务人和多位债权人的情况。债权人对于所属债权的权益不能得到保障,民事诉讼法中的参与分配,对这一类问题可进行一定程度的解决,但制度本身仍有一定的缺漏,本文就制度的问题做出了相关探讨。     

民间借贷纠纷的举证责任分配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民间借贷纠纷日益增多,通过双方当事人举证以查明事实是该类纠纷解决的关键。由于现有法律法规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存在多重规定,不同的法官因主观认识上的差异而适用不同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导致同类案件往往产生不同的裁判结果,妨碍了司法正义的彰显。本文从民间借贷纠纷的定义、特征,以及举证责任分配等相关概念入手,分析民间借贷纠纷中影响举证责任分配的难点,从而为完善民间借贷纠纷举证责任分配提出相关对策,以供参考。     

授权资本制中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的建构与行使

《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对授权资本制下不当发行的规制有所不足,后续修订应强化股份发行的事前规制。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是股东的保护性请求权,基于减少代理成本、禁令救济经济效率、股东权利的合同理论以及少数股东保护等正当性基础,应当在《公司法》中增加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规制不当发行需兼顾公司融资与股东权利保护这两项价值,股东行使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需满足不当发行与股东遭受损害两要件,同时应规定股份发行之前董事的通知义务,尤其当特定认购人可能取得公司控制权时,董事会应事前向股东通知认购人的信息。《公司法》通过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事前规制不当发行,有助于强化授权资本制的体系效应与法律确定性。     

全球卫生研究以及卫生研究资源公正分配浅析

在1990年以前全球卫生研究以及卫生研究资源分配的不公正性问题一直未引起全世界人民的足够重视.在1990年,WHO的卫生研发委员会提出不到10%的全球卫生研究资源用于研究90%的全球疾病(大部分发生在不发达国家),即10/90差距问题.1998年,卫生研究全球论坛作为独立的基金会在苏格兰成立,其中心议题就是解决10/90差距问题.现在大家逐渐意识到卫生研究的重要性,但10/90差距问题依然十分严重.文中试分析全球卫生研究资金不足以及资源分配不公正的原因并对解决此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民法典》中定作人任意解除权的适用要件与法律效果

《民法典》第787条以现行《合同法》第268条为基础,对定作人任意解除权作出了规定。该制度的规范目的在于保护定作人利益,并避免社会资源浪费,任意解除权应限于承揽合同的定作人,不应类推适用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发包人。在时间要件上,该解除权只能在承揽工作完成之前行使;在主观要件上,定作人行使任意解除权时应排除承揽人违约的情形。定作人行使任意解除权应符合解除权的行使程序,但在行使效果上,应注意其与法定解除权的区分。定作人行使任意解除权在本质上是一种须承担对价的单方终止,对该条所定的赔偿范围,应采“报酬请求权”解释,即承揽人有权请求合同约定的报酬以及因合同解除而增加的费用,但其因合同解除而节约的成本应予扣除。     

国家赔偿中民法规范的适用

《民法通则》第121条起初承担着确立国家赔偿责任的功能。在《国家赔偿法》实施前后,其分别构成了认定国家赔偿责任的基础规范和补充规范。民法规范在国家赔偿中仍然具有适用价值和空间。在赔偿范围上,公共设施致害赔偿、行政登记致害赔偿和瑕疵行政行为致害赔偿案件属于民事案件,全案适用民法规范;在责任分配上,法院通过适用侵权法上减轻责任、补充责任和连带责任规则,划定国家赔偿责任的范围;在时效上,《国家赔偿法》与《民法总则》的差异为民法规范提供了适用空间。     

经济

6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增幅回升财政部近日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从上半年走势看,前四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下降9.9%,5月份增长4.8%,6月份增长19.6%,近两个月收入增幅逐步回升。主要原因包括:经济运行出现的一些     

“不菲”的小费

卡尔是一名政治犯,他被分配到了林场,成为一名伐术工人。每天有从后方开来的火车,将他们砍伐的木材整车整车地运同内地,运到莫斯科,运到基辅。冬宫还专门派了一个名叫托可可夫斯基的监工,监工还带来了他的妻儿,看样子是要长期在这里居住。     

论和谐社会语境中补偿正义对分配公平的校正

和谐是人类世代向往的目标和价值追求.分配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素,它为构建和谐社会建立良好的利益协调机制.就现实而言,当务之急是落实补偿正义,并在制度层面上体现其价值要求,这样才具有实现社会和谐的实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