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失效·法治建设——读《法治四章》和《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有感

在认真读过郑永流教授的《法治四章》和苏力教授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之后,我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和感悟。两本书涉及到了一些共同的话题,在某些方面有共鸣之处,在其他一些或许更为重要的方面,又有相互商榷之感。我感悟最深的是两本书都展开论证且相互联系的两点:法律(指国家的制定法)的实效问题和对法治建设方案的思考。在《法治四章》一书中,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关注集中于第四章,且这种关注是置于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中层层展开的:先是在学理上表     

人脸识别技术在安防监控中的应用

市场背景 人脸识别技术是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图象处理技术、模式识别技术等技术与理论的快速进步而出现的一种崭新的人体生物特征识别技术。人脸识别技术利用人的面部图像特征进行身份识别,该技术通过人像照片比对即可判别人员真实身份,是继指纹识别之后最受关注及满足公安警务应用的一项人体生物特征识别技术。     

悖论与正说:检察监督权的谦抑性研究

正毋庸置疑,不断繁荣进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时代在呼唤我们必须坚定加快建设一个严正有效的法制社会的步伐。我们必须坚定认真地担负并切实地完成这一使命。然而在大量的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我们又须谦抑性地正确处理一些法制建设问题。如何适应和谐社会对法律制度的新要求,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需要怎样一种全新的角色定位,便成为了现阶段一个需要严肃讨论的命题。一、检察监督权谦抑性的概念解读     

论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权之法律移植问题

英美法的预期违约制度与大陆法的不安抗辩权制度均是为了降低合同履约风险。我国《合同法》同时引进两大法系的制度,并作出相应改变。这种改变与兼容是否必要和可行至今仍有争议存在。厘清两者差别,作出相应调整,使《合同法》的相关制度更能达到其设立初衷,则是学术界研究热点。     

法律翻译在中国近代的第一次完整实践——以1864年《万国公法》的翻译为中心

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法律移植都是与法律翻译联系在一起的。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前者是后者的结果———当一个国家希望学习、借鉴、吸收其他国家的法律时,由于是不同的语言,就必须将他国的法律先翻译为本国的语言,然后才有可能作出判断、作出评价、作出采纳与否的选择。本文以1864年翻译出版的《万国公法》为具体个案,着重解读中国近代第一次完整的法律翻译实践过程及这一实践的成果与不足,分析其对中国近现代法律翻译与移植乃至本土化运动的影响,并揭示其如何促进了中国近代翻译学、语言学的进步。     

法律精英、法律移植和本土化:以民国初期的修订法律馆为例

《职员录》等文献资料的研究表明,法律移植是民国初期修订法律馆修律的主要手段。民初修订法律馆沿袭清末的做法,以移植大陆法系德、日两国的法律为主,兼及大陆法系的法国、奥地利和英美法系的英国等国的法律。修订法律馆汇集了一批当时的法律精英,这也是实现法律移植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它在移植外国法的同时,对清末法律修订中过分仿效德日法律的不足有所反省和矫正,而对本土化有所重视。这一点在《第二次民律草案》中的物权、亲属、继承三编中体现得较为明显。由于政治、社会等条件的限制,在民国初期,除个别法律草案得以颁布实施外,大部分法律草案都束之高阁了。从这一角度讲,民初修订法律馆所做的法律移植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其命运和其前身清末修订法律馆相似。     

领导决策缘何失误

背景介绍：决策是领导的重要职能之一,领导决策质量高低直接关系到事业的兴衰成败。没有一个领导希望自己做出错误的决策,可是为何有的领导还是屡屡失误？     

论法律移植的可行性及其人性基础:专利制度的视角

法律移植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但实证研究较少。由国外移植而来的中国专利制度在历经百年曲折后终于在世纪之交走上正途,成为有益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无形财产权制度。在世界范围内,起源于英国的专利制度先后被成功移植到很多国家,构成一种近乎通用的知识产权制度。专利制度的宇内延伸或可证明法律移植具有可行性,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文化不同、环境各异或民族精神并不当然成为法律移植的障碍。人性中的财产本能或可构成专利等财产权制度能够广泛移植的基础,保证相关法律制度被接受,在本土生根、发芽并成为适应良好的制度。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之含义

我国2013年起实施的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从司法实践的情况看,该规定的真正兑现,尚有待于对该规定含义的准确理解和把握,为此,有必要就这一规定的内涵和外延予以阐述和界定。     

全球化语境中的法律本土化及其中国应对

全球化之形成得益于人性、技术、制度与政治环境等基础,当代法律发展无法摆脱全球化的语境.法律移植是后发国家学习先进法律的必经之路,而法律本土化考量的是移植来的法律如何与本土社会相结合.面对法律本土化问题,中国的立法者需要准确把握当前社会存在的问题和所移植法律在母国的产生和实施状况,并遵照法律的内在规律,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法律,实现创造性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