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青少年自我意识浅探

处在青春发育期的青少年自我意识从"客观化时期"向"主观化时期"发展过渡,这个过渡完成得好不好,事关青少年能否健康成长。教育工作者要高度重视,把握青少年自我意识发展的两个重要时期,加强青少年自我意识的培养,特别要培养他们"接纳自我"的积极意识,指导他们完善自我人格,提高心理素质。     

网络安全意识淡薄，自我反省也很重要

不久前,国内知名程序员网站CSDN的数据库遭到曝光和外泄,官方网站和微博已公开道歉,高达600多万个明文的注册邮箱账号和密码被公开,这成为了今年中国互联网一次重大网络安全事故。     

案名：黄某帮助伪造证据罪案 主题：当事人能否是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主体

[基本案情]2004年高某以儿子高小某的名义买了一处房子．后高某为向葛某借款,拿房子钥匙作抵押。2007年高某因欠债离家出走,葛随即入住其房子。高某为了还债欲将房子出售,经人介绍,黄某欲购此房,黄某认为高某外面欠债过多,为方便买卖要求高某打一欠条．高某即打了一张30万的欠条给黄某,担保人是高小某。后黄某持该假欠条将高某起诉,要求高某还款,因高某无钱还债,法院将高某房子财产保全,并公告拍卖日期。     

关于独立学院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与考试焦虑的关系研究

随着我国独立学院规模的日益扩大和数量的不断增加,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人员也开始关注独立学院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独立学院大学生与普通高等院校相比,有其特殊性,独立学院大学生存在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本文以独立学院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研究独立学院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与考试焦虑的关系,以期达到帮助独立学院高校管理者提高学生成绩和心理健康水平的目的.     

自我防卫与相互斗殴的刑事司法判定研究——以个案为线索的分析

如何准确认定防卫案件是长久以来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疑难问题,1997年《刑法》虽对正当防卫制度作出较大修订,但并未根本改变正当防卫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困境,其原因在于修订着重解决了防卫行为是否过当的问题,但司法实践中的困境在于如何区分自我防卫与相互斗殴。当前司法实践中较为普遍的"起因是否有责"、"防卫是否不得已"的区分标准,虽具有极强的操作性,却过于简单与绝对,未能深入探求案情,甚至与立法精神有一定背离,使得自我防卫案件往往以相互斗殴结案,而这也与犯罪控制的诉讼模式、司法技术限制、文化上的复仇动机等因素有密切关联。     

快递新规难解快递新纠纷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国家邮政局出台了多项加强快递监管的新规定,比如寄件人需出示身份证实行实名登记、强制快递公司收取寄件时对物品进行验视等。但这些措施的实质是保障物流过程的安全,故对快递公司提高服务质量影响不大。据国家邮政局的调查结果显示,2011年快递服务的总体满意度只有68.2分,比2010年还降低了0.5分,实地测试满意度更低,为63.34分,比2010年降低了3.1分。这足以说明快递行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依然很严重,多项新规并未予以解决。     

自我决定权与刑法家长主义

作为公民的基本人权,自我决定权的解释力辐射到被害人同意、被害人自陷风险、诈骗罪中的被害人怀疑与错误、自诉以及刑事和解等诸多刑事法领域。家长主义是自我决定权在刑法上的对立者与保护神。现代语境下,自我决定权与刑法家长主义的关系呈现出既有正向排斥又有逆向制约、既要积极保障又要拒绝溺爱性保护的复调结构。这种二元互动的理论框架,能够向下在微观层面为具体的被害人教义学问题提供思想支撑;在更抽象的层面上,则取决于解释者的价值立场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倾向。     

空前的涉“306条”案何时绝后？——此类案件与刑讯逼供案的两大程序问题

近年来,连续几起涉嫌《刑法》第306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案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引爆了法律界人士的激烈争议,再度激起306条的存废之争。但是笔者细观各种争论,发现探讨和争论多集中在306条实体问题上。对程序问题没有涉及,下面就程序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中国法制焦点

最高法院：出台规定防止内部人员干扰办案近日最高法院出台了《关于在审判工作中防止法院内部人员干扰办案的若干规定》,旨在加强对法院内部人员自我约束,抵御请托说情之风。规定要求法院工作人员不得私下接触本人审理案件的当事人及其亲属、代理人、辩护人等关系人,同时要求因不明情况或者其他原因接触并可能引起社会公众及当事人合理怀疑的,应当自行申请回避。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冯军 推进依法行政是政府的“自我革命”

大力推进依法行政对政府而言实际上是一场“自我革命”。这种新型的、我们还不很熟悉的行政模式在各个方面对国家行政活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新时期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要做到以下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