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特殊防卫的界定——对"邓玉娇案"定性的法理评析

“邓玉娇案”的受关注程度可以看出我们普通民众对于司法权监督的力度。从案发到最终宣判，这一个多月，引发了不少的争论。邓玉娇的行为是否构成特殊防卫则是争论的焦点。同时也反映出我国公民对特殊防卫权认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文试图以此案为视角，论述特殊防卫权的内容。     

论特殊防卫权

本文针对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的特殊防卫权,综合我国法学界对特殊防卫权的不同观点分析特殊防卫权存在的弊端,阐明自己对特殊防卫权的态度,并且尝试提出一些救济措施如设立见死不救罪等予以弥补特殊防卫权存在的不足。     

论新刑法对正当防卫的修改与完善

旧刑法对正当防卫制度的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导致实践执法的困难，妨碍公民正确行使正当防卫的权利。新刑法完善正当防卫的概念，明确正当防卫的性质，修改和完善正当防卫的条件，确立了公民的无限防卫权，使正当防卫制度更加完善、明确和具体，有利于公民正确地实行正当防卫，依法保卫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     

论假想防卫的罪过形式

假想防卫的罪过形式，无论在实践中还是理论上历来存在争议。对其进行研究无论是对司法认定还是刑法理论都有重要意义。认定假想防卫罪过形式应从分析故意和过失各自的实质含义着手。有罪过的假想防卫不可能是故意犯罪行为，而应当是过失犯罪，其罪过形式不仅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还应包括过于自信的过失。     

论防卫限度

正当防卫必要限度问题,是正当防卫理论的核心.马克思关于权利和义务不可分离的思想,是正确理解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理论基础,我国宪法关于公民权利义务的规定,是正确理解正当防必要限度的法律依据.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标准,是质与量相统一的标准.对必要限度的认定,应在坚持原则标准的基础上进行量的比较和评判.同时还应当对防卫工具、防卫后果、防卫环境和防卫人的主观心态进行考察.     

可特殊防卫之犯罪范围的司法认定

合理确定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可以实行特殊防卫的犯罪范围,对于确保公民防卫权的正确实施并防止防卫权的滥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可实行特殊防卫的必须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为基点,司法中如何认定“行凶”犯罪、“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犯罪和“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犯罪”范围进行了比较深入、细致的探讨。     

论日本“西南防御”与中日关系

自21世纪以来,日本逐渐将防御重点由东北转向西南,其中明显带有防范与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通过调整防卫体制与深化日美同盟,日本正在形成事实上的"西南防御"战略。2010年版《防卫计划大纲》的出台更进一步推动了其强化"西南防御"的战略部署。日本构筑"西南防御"体系的行为,严重削弱了中日两国间的战略互信基础,并对中日关系的发展造成了阻碍。     

论假想防卫过当

我国刑法仅规定了防卫过当及其刑事责任而没有规定假想防卫过当及其刑事责任,但事实上有时候假想防卫过当比防卫过当造成的危害还要大,但处罚却比防卫过当轻。这是对刑法人权保障机能忽视和对刑法正义的无视．不利于法律权威的树立;我们认为立法应确立假想防卫过当及其刑事责任,其罪过形式可能是故意,也可能是过失。其中双重错误的假想防卫过当的处罚应重于单一错误的假想防卫过当。     

从呼和浩特第二监狱越狱事件谈监狱警察的防卫意识与技能

当前新形势下随着暴力型罪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罪犯、邪教类罪犯的不断增加,狱内在押犯构成日益复杂,而作为执法者的监狱人民警察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罪犯袭击警察的事件时有发生,进一步加强警察的防卫意识和能力十分重要,本文就提高警察的防卫意识和能力提出一些粗略的观点。     

对特殊防卫权的反思

设立特殊防卫权有利于鼓励公民自觉地同犯罪行为作斗争,及时有力地打击犯罪,有效地维护合法权益.但反观现行刑法设立的特殊防卫权,不难发现其存在适用范围不明确、立法价值有偏差、实践效果不理想等缺陷,应采取完善立法、司法解释,借鉴国外"撤退原则"等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