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动力支点分析

构建和谐社会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夙愿,是当代中国的时代主题。从矛盾的视域解读,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化解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矛盾的过程。因此,为了有效地化解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使整个社会达到一种“和而不同”的理想状态,文章从和谐社会构建的动力支点———思想互动、政治理性、社会自治的三个层面,详细分析了和谐社会构建的可行性与现实性。     

村民自治的“结”与“解”

本文主要从乡村两级体制、党支部村委会两者关系、村委会的运行机制和村民素质四个方面提出了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即症结所在,然后逐一加以分析解决,并进一步指出要使村民自治迈上一个新台阶,关键在于加强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和指导。     

加强工会民主化群众化建设

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工会的性质决定了工会自身建设的基本目标应当是群众化和民主化,使工会成为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坚决维护群众利益、热心为群众服务的重要社会力量。近几年来,长宁区医务工会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按照上海市工会工作会议提出的“工     

警务化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警察院校根据本身办学所具有的特色,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已经基本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管理制度——警务化管理制度,这使得警察院校的学生管理工作具有与其他高校不同的特点。但对警务化管理的实施不当,容易割裂管理、教育和服务三者的联系,导致以管理为主导,忽视了教学、服务与管理的融合。因此,我们应当进行管理体制上的改革和创新,既实施"从严治警,从严治校"治学方针,又注重大学生充满朝气、个性鲜明、思维活跃的个性,以管理促进教学与服务,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的学生管理。     

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民间借贷二元化法律认定探析

金融危机凸显民间借贷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而民间借贷二元化法律认定,即个人间和个人与企业间的民间借贷有效、而企业间民间借贷无效显然弊大于利;国家也在试图打破民间借贷二元化法律认定模式,探讨民间借贷合法化的方式和途径,但效果并不理想;金融危机形势下,企业尤其中小企业融资出现严重困难,而启动民间资本、放松金融管制成为克服这一困难的关键;如此,将民间借贷二元化法律认定调整为民间借贷完全合法的一元化认定并辅以相应法律法规的规范和监控制度的建设就成为必然的政策选择。金融危机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应利用这一契机比较彻底的解决民间借贷二元化法律认定的问题。     

“老板当村官”不如村干部专职化

日前，重庆市提出，将推荐1000名民营企业主到1000个村的村委会或支委会任职，帮助所在地农户增收。有人提出，老板、村官集于一身可能引发角色冲突。也有人担忧，当村里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老板不能公正处理。（2月22日《重庆晚报》）     

农村选举“内卷化”困境——以广东省S村为例

随着我国基层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发展，农村选举中，村民表现出了高度的参与热情。然而，现实中出现个人理性的无知、外界权力的约束、盲目的路径依赖、投票悖论等现象，致使农村选举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即出现了农村选举边际效用递减，民主向前发展缓慢的结果。广东省S村选举“内卷化”状况，提示出要缓解农村选举“内卷化”的政策思考，其核心是要选举制度必须有质的创新，否则，在过密化的制度下一味地扩大农村选举的范围，会造成农村选举过度的“内卷化”。     

村民自治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创新问题分析

村民自治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一是农村税费改革后村委会的运作经费由谁提供,提供多少,怎样提供的问题;一是建设新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城镇支持农村”,怎样反哺,怎样支持,怎样对接的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差异,指出农村公共品缺位的主要方面。提出建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思路:广泛应用利益诱导机制,财政补贴机制,供给公共产品等措施。     

“后选举时代”的乡村政治和乡村政治研究

乡村政治的发展因为取消农业税和新一轮的农村综合改革,到了选择的十字路口,对乡村政治的研究也需要反思自己以前的进展,重新寻找自己的坐标。通过对村民委员会选举实践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的发展和村民自治研究的回顾,笔者认为受民主话语和选举话语影响的乡村政治已经进入“后选举时代”,实践需要解决的问题重心发生了变化,研究也相应需要提出自己的独立命题。就乡村政治研究未来开拓的路向,笔者提出了三个任务。     

对20世纪二十年代湖南女子参政运动的考察

20世纪二十年代湖南女子参政运动,是经受新文化运动洗礼后的湖南妇女利用制宪自治之机要求恢复女子人权的自觉行动。该运动的进程尽管一波三折,但由于具备了时代契机、行动主体、舆论阵地和政治合法性等多种因素的因缘际会,湖南女子参政运动最终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