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法治传统的思想渊源和观念基础

自然法是西方法理学中最具持久性的范畴和概念,是最富有生命力的观念体系,是一个能够统摄西方社会全部伦理价值和政治价值以及社会制度安排在内的综合性概念。自然法蕴含着的理性主义、社会正义、客观权利和法治主义,它赋予西方人奉法为社会至高无上的权威。人类继往的经验总结和理性认识有助于我们对法作深层次的哲学思考,有助于我们依法治国战略宏图的实现。     

罗马私法——自然法的法律表达

罗马法是在古代希腊自然法理念的感召下,经千余年的历史筛选而鼎立起来的私法文化传统之源;其法制经千余年历史的锤炼,形成了西方自然法特有的法律表达形式;它的观念和术语在现代社会中仍然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所借鉴、所认可。由于罗马法是在当时若大的范围内,由千百万罗马人参与而形成的,因此,它是一定时期社会广泛实践的典型总结。研究罗马法,即可了解法律产生的原因,又可明了自然法文明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     

论犯罪低龄化与法律正义的冲突

当法律与正义发生冲突时,应当以正义为先。当现实的正义在法律上得不到实现时,应当修改法律以适应人类正义的需求。本文立足于当前犯罪形势的发展,认为刑法应当与时俱进,以彰显法律正义。     

遗嘱自由的展开与限制——从罗马法到现代法

早期自然法思想是整个罗马法包括遗嘱继承法的哲学基础。对遗嘱人自由意愿的保护及特留份制度的创设是自然法基本理念在遗嘱继承领域的法律体现。随着罗马法的复兴 ,这种优秀的法律制度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文章通过对罗马法遗嘱继承史及大陆法系国家遗嘱继承制度的比较研究 ,提出在我国尽快构建“特留份”制度的必要性     

人权与法制面面观——北大“五四”学术讨论会发言摘要

<正>1991年5月4日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举行"人权与法制学术讨论会",与会者发言热烈,各陈己见.现将部分发言摘要刊登.沈宗灵(北大法律学系教授)我想就人权的概念谈以下四个问题。第一个是人权和公民权的关系。我认为马克思在1843年所写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关于人权不同于公民权的那一段话,我们应作进一步认真研究。我们还应注意恩格斯在《反杜     

法律理论虚构:法律信仰的先决条件

法治之法必须是被信仰的法律,但具体的现实的法律根本不具备信仰的条件。要让人们信仰法律,就必须构筑法律信仰的条件。构筑法律信仰的重要手段是在建构法律理论时赋予其虚构的成份。鉴于上帝不是我国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因而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理论;又鉴于我国的国情,有必要把法律作理想法与现实法的划分。     

霍布斯论社会契约与公平正义

霍布斯的人性论主张,自然状态下的人类始终处于"每一个人反对每一个人"的战争之中,没有道德和公正可言。这种人性论蕴含着人类平等观念,具有反对神学伦理的历史进步性。他将自然状态和利己理性同公民契约相配合,奠定了维护统治者权力的社会契约论基础,建构了契约论的公平正义观。其社会契约论推翻了君权神授之说,又保留了专制主义特征。它一方面赋予统治者以绝对权力,同时主张统治者不得违背契约授权而不公平地对待臣民,主张唯有保障财产权的政府按约行使权力,才能实现公平正义。因此,统治者必须服从自然法,遵守社会契约,依法实施分配公正,而被统治者则必须履行法律义务。霍布斯的思想遗产具有不可磨灭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其契约论公正观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以来的公正哲学,影响着当代社会的公平正义。他将伦理思想和公平正义奠基于人类永恒不变的利己本性之上,为专制主义作哲学辩护,则是其理论失足之处。     

论自然法与美国宪法的关系

这篇文章探讨了自然法与美国宪法的相互关系:一方面,美国宪法得益于自然法思想.美国宪法前十条修正案直接宣示自然权利,而自然权利就是自然法的核心内容,美国宪法中关于政府目的、政府如何分权制衡的内容体现了"人民主权"、"限权政府"等观念,这些观念的逻辑起点也是自然法,是启蒙时代自然法思想复苏时由启蒙思想家从自然法中"人人平等"、"自然公正"的思想出发,经由社会契约论一步步推衍出的产物;另一方面,美国宪法创造性地运用了自然法,使自然法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应用.这一点表现在宪法实践过程中经常运用的"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其内在依据就是自然法思想,即用实质上的"公平正义"约束世俗权威制定的公平正义,同时,美国的宪政发展也克服了自然法的一些缺陷.     

超越自然法的“卡夫丁峡谷”回到法的人文主义

自然法思想是现代法治的精神渊源。自然法思想的底色，一言以蔽之，即人文主义。虽然中国传统法文化里缺乏西方话语意义上的自然法精神，但是却蕴含丰富的人文主义思想。所以通过与传统对话，传承续造人文精神，就可以超越“卡夫丁峡谷”实现中国法治的可持续发展。     

法律正当性观念的转变——以近代西方两大法学派为中心的研究

著者在该书《序》中写道：“鉴于正当性问题的浩大，本书的研究限定于自然法学派和法律实证主义特别是二者的关系问题中。所幸的是，这两大法学派恰处于近代以来西方法哲学思想画面的中心部位。人们通常以‘恶法非法’代表自然法学派，以‘恶法亦法’代表法律实证主义，并由此在二者间形成简单的对立。在阅读和思考中，我越来越感到这种理解是肤浅而片面的。但究竟怎样全面而准确地概括两大法学派的关系，一直困扰着我。忽然有一天，我在看美国总统大选的节目时受到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