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有型犯罪的立法概览与立法目的探究

持有型犯罪作为犯罪的一个学理类型,已经获得了刑法理论界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和接受。但围绕这类新型犯罪所展开的各种理论纷争仍在进行当中。要更好的了解该类犯罪的历史渊源、理性依据以及时代价值,就必须对持有型犯罪在世界范围内的立法活动进行一个纵向的历史性探究以及相关刑法精神的解读,进而挖掘该类行为在当今时代被刑法设置为犯罪的立法目的所在与司法实践价值。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主客观原因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原因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有: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及行业差距拉大,贫富悬殊、劳动力过剩和人口密集、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规则不完善等经济原因,流动人口管理处于失控状态、基层政权控制力量相对减弱、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打击不力、严重落后的教育状况等社会原因以及政治腐败等;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能够满足组织成员的合群心理、归属感和成就感,减轻组织成员的罪恶感,并满足组织成员日益膨胀的犯罪需求。     

网络犯罪立法探析

网络犯罪愈演愈烈,对社会的危害日益严重。加快网络安全刑事立法步骤,打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安全和信息社会的正常秩序越显必要。     

浅谈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社会属性

黑社会性质犯罪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有其特有的社会属性。它是因果关系最为复杂的社会问题,是社会危害最为严重的刑事犯罪,是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严肃的政治问题。认识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社会属性,对黑社会性质犯罪进行定性研究,是解决黑社会性质犯罪问题的前提条件。     

我国反商业贿赂刑事机制的重构

我国反商业贿赂刑事机制欠缺周延,难以应付愈演愈烈的商业贿赂犯罪态势。重构我国反商业贿赂刑事机制刻不容缓,应将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工作人员纳入商业贿赂罪的主体范围;加大对单位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定;将贿赂内容扩大到一切不正当利益,加重财产刑,充实资格刑;由检察机关统一查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设立污点证人制度,瓦解商业贿赂当事人之间的默契;加强反商业贿赂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     

酷刑性质探析

从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中的酷刑定义入手,对酷刑的性质进行了深入挖掘,得出了三点结论,即酷刑是一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酷刑是一种滥用国家权力的行为、现代酷刑是一种犯罪。作者希望通过对酷刑性质的挖掘,加深对酷刑行为的理解,促进反酷刑目的的实现。     

网络性侵儿童犯罪的实证研究——以2019—2022年102例信息公开案件为样本

随着社会生活日益网络化,网络性侵儿童犯罪态势愈发严重,已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引入权威网站公开发布的2019—2022年102例网络性侵儿童犯罪典型案件,全面梳理网络性侵儿童犯罪的类型和特征,深入剖析犯罪脚本和罪因机理,积极探寻网络性侵儿童犯罪的治理之策。应完善相关立法,丰富网络性侵儿童犯罪的惩罚措施,提升网络性侵儿童犯罪的惩罚力度和效率,使犯罪人不敢犯;加强儿童及其监护人的被害预防意识和能力,完善多主体协同机制,使犯罪人不能犯;强化犯罪前的法治教育,优化犯罪后的矫正教育,使犯罪人不想再犯。     

走私犯罪中洗钱行为的司法认定难题及其破解

《刑法修正案（十一）》修订了洗钱罪的犯罪主体、客观行为方式、主观“明知”等构成要件和罚金刑内容,与此同时,反洗钱的司法适用规则也随之改变。当前,走私犯罪及其衍生的洗钱行为的认定,存在罪数认定缺乏统一标准、洗钱犯罪起始时间节点及其上游犯罪认定过于复杂等困境。为破解这些困境,司法机关应从刑法规范的体系和整体解释出发来判断走私所得的接收和处置行为与“共罚的事后行为”的关系、下游行为与走私犯罪行为的关系,从而作出罪名认定和罪数评价。在认定行为人的主观“明知”时,不能要求其对某一具体上游犯罪的罪名具备明知。走私犯罪的犯罪所得应包括犯罪直接或间接产生、获得的一切财产。     

我国搜查制度之重构

搜查是发现证据、查获犯罪人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但同时又会对公民的人身自由权、隐私权等诸多基本权利造成侵害,构建搜查制度应兼顾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公正与效率的多元价值目标,我国搜查制度存在诸多缺陷,既不利于有效、及时地侦查犯罪,更不能较好地保障人权,应参照法治国家先进作法予以改革和完善.     

论犯罪客体要件的重构

犯罪客体要件对准确定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说的犯罪客体理论存在严重缺陷,不足以承担犯罪构成要件之重任。为完善犯罪构成理论,本文在基本坚持通说犯罪构成的基础上,引入法益理论,实现对犯罪客体要件的重构,并具体阐述了犯罪客体要件的概念以及法益、法益主体、法益侵犯以及法益受到侵犯的程度等犯罪客体要件构成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