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商业贿赂的次优选择

如今,商业贿赂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一种公害,并且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2005年底,包括反商业贿赂内容的刑法修改草案也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在今年2月24日国务院召开的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就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把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作为今年反腐倡廉的重点,要着力解决公益性强、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问题;重点治理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以及资源开发和经销等领域的商业贿赂行为。有关防范国家权力腐败,目前我们知道的通常有二种,一种是加强监督与制约,让公平…     

中国海洋安全:理念认知、现实意义和实践路径CSSCI

海洋安全是国家发展的重要保障。维护正当海洋权益,是构建世界公正合理的海洋秩序的前提和基础。构建合作共赢的海洋安全秩序,有利于中国更好维护海洋权益。就国家层面而言,海洋安全是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地区层面而言,中国的海洋安全认知拓展了中国周边安全和周边外交的范畴;就全球层面而言,中国的海洋安全实践是中国提供全球海洋公共产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尝试。中国海洋安全的实践路径,以确立海洋安全战略目标、基于区域及跨区域经贸合作的安全保障、价值观认同实现海洋安全合作以及海洋终极安全为理念逻辑,通过建设"海洋强国"、发展"海上丝绸之路"以及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践维度加以推进。     

警察执法权运作的最佳价值状态及其有效实现

警察的行政执法权,是指警察代表其所在的公安机关对行政相对人进行行政管理和提供行政服务时依法所享有的各种行政执法权的总称。其具有法定性、强制性与非强制性、执法主体的特定性以及执法内容的广泛性等特征。自由与公正的统一、民主与效率的统一、秩序与人权的统一应成为警察执法权运作的最佳价值状态。为了实现上述最佳价值状态,警察的行政执法应当保证有效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责任执法。     

超越绝望：欧文·戈夫曼的人性论与秩序观

个体化世界中的自我、互动与秩序是欧文·戈夫曼著述的核心主题,互动秩序是他毕生阐释的对象。通过描述公民社会中神圣的自我和全控机构中遭亵渎的自我,戈夫曼呈现了自我的不同存在形态以及保全自我的诸种努力,进而批评现代工业社会里人的存在状态。拟剧论是个体遭遇的现代性困境的另类表述,拟剧表演既是一种现代性反应,亦是商品化世界中自我的救赎与抗争方式。戈夫曼关于日常仪式与世俗宗教的论述表明他具有强烈的道德敏感性,互动责任与伦理是维系面对面互动系统的重要基石。戈夫曼持较为整全的人性观：个体表现出理性、算计的一面,他们为私利进行欺诈和表演,这充分体现出丛林法则下的生存之道;另一方面,个体也彼此以神圣客体相待,在人际互动中给予仪式关照。戈夫曼对人性并不抱着悲观的论调,这种人性观亦构成其互动秩序理论的基础。     

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转变

国际关系的演进表明,海洋话语转变是国际秩序转变的重要风向标。文章对海洋话语进行了概念分析,并将其细分成海洋硬话语与海洋软话语,明确其包涵因素和互动关系。战争、谈判、国际会议、条约及协定等是国家争取战略主导权、在国际权力格局中占据优势的重要手段,可作为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之间的互动机理。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转变主要经历了欧洲主导时期和美国主导时期,且美国主导时期延续至今。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海洋世界多极化趋势显著,海陆联动明显,“泛海洋时代”到来;海洋话语的话语主体、结构设计、海缘范畴及议题领域等均在经历多维嬗变,国际海洋新秩序建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不断提升。中国需把握好角色定位与策略选择,优化中国海洋战略,树立新海洋安全观,踏实构建海洋话语,在国际海洋新秩序的构建中发挥积极引领作用。     

农村仪式性人情异化后果及其矫正

当前农村普遍面临着仪式性人情异化的困境.基于鄂西H县Z村的实地调查发现,人情名目的无序增加、随礼规则的失序和礼金的攀升以及去仪式化构成了仪式性人情的异化面向,仪式性人情变异为功利性人情.传统人情交往规则的瓦解是造成人情异化的宏观背景,经济分化背景下富人群体的带动、村民村庄生活预期的短期化以及村民对在村关系的依赖所导致的...     

个人主义、个人自由与自由秩序——简评哈耶克自由理论与马克思自由理论的原则区别

文章着重分析了英国政治自由主义的代表哈耶克的自由理论,又把哈耶克的自由理论置于马克思的自由理论的背景下进行比对,从而鉴别出哈耶克自由理论的局限性和对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借鉴意义.文章认为哈耶克自由理论的真正问题,在于把法律上、形式上的自由视为了人自由的终极形式,而漠视这种自由在市场交换机制下的异化和奴役.有鉴于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既要从政治上、法律上确认和维护人的权利,又要不断调整分配制度,努力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类解放"的目标.     

视频广告屏蔽类案件中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的再思考

以往有关视频广告屏蔽类案件的裁判,大体沿袭了"解释一般条款-提取规范命题-引入裁判方法"的结构脉络.从司法实践看,作为解释前提的规则提取通常仅完成了内部证成环节而忽略了外部证成说理,从而使得认定标准的正当性受到质疑.以事实后果和逻辑后果为导向的"后果取向型"裁判思维,可以通过"社会效果评析法律效果"的方式,实现对裁判结...     

德日“法益说”适应中国的“四维”改良

德日的法益说以违法一元论为主流,不区分刑法法益与民法法益、行政法法益;德日国家“刑法保护的法益”与民法法益、行政法法益三者没有实质区别,因而是并列关系。而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的存在表明我国的犯罪与一般违法严格区分,刑法位于法律体系的第二道防线,保障由民法、行政法调整所形成的法律秩序,刑法法益与民法法益、行政法法益之间是梯次关系。所以,移植德日的法益说需要实现从并列关系到中国“刑法法益与民法法益、行政法法益之递进关系”的转变。我国对德日法益说需要进行“四维”改良：保证刑法法益根源于宪法的精神和基本原则;将被犯罪侵害的法益纳入国家整体法律秩序以实现“刑法法益”性质的转变;给刑法法益加入量的限定,即对刑法法益在质的基础上进行量的考察;为适应处罚预备犯和抽象危险犯,还需把刑法法益的内涵在“实害+具体危险”的基础上继续拓展到“抽象危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