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机制化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学术研讨会议综述

<正>2010年2月4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50周年院庆系列会议之一——"G20机制化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研讨会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行。来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商务部研究院、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财政部国际司、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香港金融管理局研究部、上海金融办公室、上海财经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上海浦东美国研究中心、天大研究院(香港)、中国银行(澳大利亚)有限公司,以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围绕G20机制化与全球经济治理新格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新趋势、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等三个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提升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能力 助推新时代英雄城市高质量发展——以武汉市为视角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对策之一

超大城市如何实现治理的现代化,是习近平总书记给武汉出的“必答题”,为了答好这道题,武汉市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武汉公安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大安全理念、一体化理念、全周期理念、数字化理念、自我革命理念等六大发展理念,将六大发展理念贯穿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的始终,扣好执法“第一粒扣子”,做精“情指勤舆”一体化中场,做强“雷火2022”打击前场,做实“找堵防2022”后场,通过“研交办督结”一体推进打防管控建,全力夯实平安武汉根基,促进武汉的高质量发展。     

制度秩序与可信任的制度再造--俄罗斯可信任制度的匮乏与培育

本文从制度需求的角度研究俄罗斯制度秩序的转换问题.以利益冲突为主线,通过对高效制度需求的障碍进行分析,找出导致俄罗斯可信任制度匮乏的原因.俄罗斯要走出"低水平制度均衡陷阱",可信任的制度和个人责任必须结合在一起,才能共同建设俄罗斯的信用秩序和实施高效的制度秩序.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地缘政治变局与中国的机遇

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国际体系正经历着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地缘政治变动。后危机时代,国际体系将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新兴大国群体崛起,传统大国趋向衰落,国际战略力量分化重组,多极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中美力量对比发生此消彼长的重大变化,中美关系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大国关系趋向缓和,全球和地区地缘对抗色彩淡化;国际秩序酝酿结构性调整,中国面临历史性机遇。     

地区主义与地区秩序构建:一种分析框架

作为地区研究层次的两个变量,地区主义与地区秩序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地区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源于国家的自愿选择与共识,这种运行方式维护了地区所有成员的利益,从本质上保证了地区秩序的有效性、合法性和持久性。从地区发展的实践来看,构建地区秩序的模式主要有外源强制型、内源强制型、外源合作型和内源合作型四种。地区主义的发展改变了地区各政治实体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价值观念与地区认同、地区制度以及地区主义的政治经济影响等因素促使地区秩序逐步从外源强制型向内源合作型演进。     

挽救全球化:2009年世界政治的主旋律

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不仅重创世界经济,而且将30年来凯歌行进的全球化置于险境.危机动摇了美元霸权支柱,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开始重塑,后危机时代揭开序幕.美国新政府努力与前任切割,树立美国新形象,以便"重新领导世界".新全球化将起步,国际新秩序的确立还需较长时期的大国利益磨合.与此同时,过去30年积累的和被忽略的问题已经成堆,无疑将对新全球化形成掣肘.     

国际社会及其机理--赫德利·布尔的国际关系思想

赫德利·布尔是英国学派最具代表性和学术影响的理论家,对学派思想传统的进一步形成和巩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布尔系统阐述了国际社会的性质及其机理,分析了国际秩序与国际正义的辩证关系,并在一系列重大的国际和战略问题上提出了许多独到而又深刻的见解。布尔的国际关系思想博大精深,但又存在着明显的内在紧张,体现了理性主义传统的一贯特征。     

“安全复合体”与区域秩序建构:一种理论阐释

本文从巴瑞·布赞的最初定义出发 ,分析了新兴的“安全区域主义”和“新安全研究”的核心理论之一———“安全复合体”理论的“古典”和“修正”版本的基本内核 ,并重点阐述了不同理论方法对“安全复合体”内区域安全秩序建构主导模式的不同分析     

政治稳定治理模式革新的秩序力重组与疏浚

要使政治秩序达到最佳的运行状态,必须对政治稳定的治理模式进行不断地调适,而秩序力是驱动政治秩序发展和运转的最直接力量,因此,对秩序力进行适时的优化重组,对其运行的阻力给予及时的疏浚排解,是推动政治稳定治理模式革新的一条重要路径。根据社会秩序原理和治理现代化的愿景,对秩序力的优化路径要秉持和采用三种理念及策略。(1)政治暴力上,追求霸道与王道悖论性矛盾的现代性和解与功能互补,即适度消减"霸道",适时增加"王道",实现二者的包容性、现代性和解与融合。(2)政治权力上,保持党和政府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持续性、阶段性强势交叉互动并动态调适,即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适度推行"大政府—大社会"的阶段性双强治理模式;在政党与社会关系上,保持"强政党—强社会"的持续性双强治理模式。(3)政治权威上,推进从法理型权威到生态型权威的更高阶升级,重点厘清几点认识:多中心治理不是去中心;权威的形塑不仅限于党内也不仅依靠历史合法性资源;维护权威不仅限于单向度交往;包容性治理不仅仅是政府对民众的仁爱。     

法益自决权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边界

信息社会制造了高度的犯罪风险,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成为规制网络信息活动的常用罪名,但应注意前置法体系不发达、网络准则不健全背景下的刑法过度介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属于个人法益犯罪,法益本体是个人信息权,它是《民法总则》第111条规定的具体人格权,通过赋予其超个人属性的方式实现入罪扩张解释,与法益论发展趋势相背。公民个人有权积极利用其个人信息,"同意"构筑了信息自由与刑法介入之间的分界,在被害人教义学上类比身体、生命法益而否认个人信息法益自决权的理由并不充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特有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被虚置的现象,为此,应在整体法秩序内厘清该要素的内容与地位,当前置法上缺少限制信息自决权的"国家有关规定"时,应排斥对"经同意后出售他人个人信息"行为的入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