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案件快速办理程序在实践中的应用与反思——以“速裁APP”的推广使用为切入点

行政案件的快速办理对于基层民警提高办案效率,节约办案资源,提升群众满意度具有重要作用。在全国公安机关积极推动行政案件快速办理,提高警务工作效率的号召下,Y市公安局积极探索,运用"互联网+"等技术手段,研发推广了行政案件快速办理的"速裁APP"软件,为使用行政简易程序快速办理案件提供了现实范本。快速办理在适用范围、处罚种类、程序实施方面都有严格限制,这也是在实践中应用较少的原因。构建行政案件快速办理制度,应该注重研究其适用的条件、对当事人权利的保障、救济制度等问题,维护好公民利益,也使公安工作得到提高。     

司法高效理念下庭前多元纠纷处理方式的评析——评民事诉讼法(2012修改)第133条

2013年1月1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新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已正式施行,新法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要求,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具有不少亮点.其中新增条款第133条作为亮点之一着重体现了司法高效的诉讼原则.该条款规定法院有权依据受理案件所涉纠纷类型的不同,在立案阶段分别予以不同处理方式,旨在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本文则对该条款项下规定的多元纠纷处理方式提出价值和适用上的质疑,认为该条款与新民诉法中关于限缩法官裁量权,增加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和程序权利的价值取向存在矛盾.若不加以具体化的适用解释,对当事人程序权利的行使存在不利影响,有违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立法宗旨.     

马克思自由与法的关系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马克思认为自由是人的本质,也是每个人的应有权利。自由具有历史性、阶级性,与人的社会属性密不可分。自由的实现依赖于法律的保障,但是自由并非无所约束,法律保护自由但也是自由的界限。马克思认为,只有在消灭了阶级对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马克思关于自由与法的思想对于当代法治建设具有重要启示,即人民自由权利的实现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具有阶级性的自由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法治建设是不断发展完善的长期过程。     

论我国侦讯取证的现状与制度完善

侦讯取证与人权保障是案侦活动的两个方面，但它们不是均衡发展的。维护人权观念的崇高，不能也不应掩盖打击犯罪在先的事实真相。侦讯活动与限制人身自由是同步的。考察我国的未决羁押与律师会见，如实供述与不自证其罪，相对的默示沉默权，辩护取证的显形化与规则化，律师在场权与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口供自愿性的证明能力，司法甄别、排除和认定口供的复杂性等问题。回答如何处理证据的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形式真实和实质合理，取证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关系。它们在侦讯取证制度的完善中，需有相应的配套举措。     

自动驾驶交通肇事刑事责任主体初探

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会淡化人类驾驶者在交通运输领域的作用,自动驾驶系统将取代自然人直接控制车辆运行。驾驶主体的更替不会消除交通运输领域的刑事风险,传统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主体已经不再直接参与道路安全风险的制造,厘清交通肇事发生后的刑事责任主体是刑法应对自动驾驶技术发展的当务之急。自动驾驶系统的运行机理虽然体现了一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但自动驾驶系统终究不是生命体,故不能成为刑事责任主体。自动驾驶汽车的本质属于产品,交通肇事发生后,应分别考察自动驾驶车辆的研发者、生产者、所有者和使用者是否违反注意义务,进而追究研发者、生产者的缺陷产品刑事责任以及所有者、使用者的监督过失责任。     

自由和共同体的哲学辩论

对自由与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思考古已有之。自由和共同体作为两种基本的价值,究竟是只能非此即彼而不可能兼得,还是可以兼得的呢?两者之间是否可以成为互为条件的双方。自由虽是主导性话语,却不是一种在现实中得以实现的状态。当今中国正面临自由和共同体的双重困难或者说危机,那么如何摆脱这种危机呢?这是认识和重构中国当代和现代性必须面临的问题。     

当代中国自由择业知识分子政治和社会属性的再认识

当代中国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大部分属于"中间阶层"。但中国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多数不能归入"精英群体",还没有形成"利益集团",总体来看,他们属于在非公有制领域占有知识文化资源、采用脑力劳动方式的劳动者。     

台湾地区报纸媒介中的中国大陆形象修辞建构——以《联合报》《自由时报》为例

大陆形象的建构深刻影响着台湾民众对祖国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本文为此将聚焦于台湾地区的《联合报》与《自由时报》,以蔡英文当选四年内,两报对大陆进行报道的数据和案例作为例证,从而归纳整理这两份报纸建构大陆形象的报道内容及方式,进而探讨其修辞建构背后的政治诉求。     

公民投票与民主参与研究——以“多数的暴政”为考察中心

无论是政治思考还是政治实践,人们对公民投票都存有某种程度的迷思,但公民投票也有着潜在的多数暴政的危险。从亚里士多德在政体分类中拣选出民主政体的第五变种,认为这种以多数意志为依归的变态政体会压迫居于少数地位的高尚公民,到联邦党人殚精竭虑地设计出双重的政府结构以帮助消除党争对于美国的危害,再到"多数的暴政"这一说法不足以承载托克维尔对于未来人类状况的担忧,都可以作为怀疑和不信任公民投票的理据。在现代民主政府已经普遍在国家权力中嵌入人民的权力的情形下,公民投票的基本用意,亦即让更多公民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决定中来,不应遭到太多的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