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协商治理研究之成绩、问题与应对——一个学术规范角度的考察北大核心

西方协商治理理论对于当代中国协商治理研究具有先在性,协商治理研究不能无视对西方协商治理理论及其适用性的研究。一定意义上,实践层面,中国对协商治理理论的适用更多是体现在倒逼现代国家建构层面上。现有当代中国协商治理研究除了取得一定成绩外,存在着泛化与不足、西方与本土处理不当等问题。协商治理研究需要注重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平衡、普适性与特色性的协调、全局性与差异性的搭配。构建中国协商治理话语体系是应对当代中国协商治理研究中存在问题的可能之策。     

从“温岭模式”到浙江特色--浙江省各地探索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及启示

在基层协商民主方面,浙江省的实践探索事实上一直走在前列,从温岭民主恳谈到全省各地各具特色的探索十分丰富、鲜活和生动,无论对推进基层民主协商的全面开展还是对于促进理论创新,都有着重要意义。从浙江探索看,当前基层协商民主虽取得重大进步,但总体上尚处于起始阶段,仍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既要坚持政治方向又要树立问题导向,重在查补短板、完善制度,重在加强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互动,重在因地制宜、创出特色,重在建立健全协调工作机制,确保有序有效发展。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技术路线的沿革及协同——“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路径：选举与协商”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7年7月20—21日,由复旦大学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中心、选举与人大制度研究中心和“中国共产党执政体系”国家重大攻关课题组联合举办的“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路径：选举与协商”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与会专家学者结合选举制度、代议制度、政党制度和政治发展的一般原理,主要就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制度建构、实现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技术路线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探讨。     

浅析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政治协商

政治协商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政治协商诞生的过程、形式来看,政治协商作为协商民主的一种形式,能够有利于最大程度地包容和表达各种利益诉求.政治协商与协商民主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的,将两者等同或者是混淆的说法和做法是片面的,是不利于中国现代化政治民主进程的发展的.     

论协商民主在我国农村基层民主中实践的意义和可行性

协商民主是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西方政治学界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和民主实践形式.在我国目前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出现了协商民主的许多重要特征和发展趋势.本文试图在弄清源于西方的协商民主与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民主二者关系的基础上,分析协商民主在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实践的意义与可行性.     

协商民主的内在关联性及其定位——基于中西方协商民主发展的环境视角分析

协商民主是实现人民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种新型的民主范式。比较分析西方协商民主发展的背景和中国协商民主推进的动因,可以发现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协商与民主"分"的可能性和"合"的现实性以及两者间不必然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明确协商民主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定位。     

互联网视域下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研究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深刻影响我国的政治生态。互联网与人民政协协商民主融合发展,有利于扩大协商的网络民意基础,创新协商的形式,增强协商的实效。人民政协网络协商推进过程中存在政协组织的网络平台建设有待优化,政协委员的互联网参与思维不强,网络协商能力和实效性有待提高等问题。为此,本文提出了进一步推进人民政协网络协商的建议:创新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网络平台和渠道,提升协商民主效率;树立互联网思维,提升网络协商能力;加强网络技术支撑,提升协商民主效能;打造协商民主智库,创新协商民主形式。     

论新时代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衔接融合的制度机制

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是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内容,二者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性,互相补充,相得益彰,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了实现两种协商形式的衔接融合,最大限度地发挥二者的制度优势,需要不断创新,完善组织平台、人才共享、程序保障和协商能力建设等制度机制。     

中国协商民主研究现状——基于CSSCI数据库1027条数据的知识图谱分析

2003年中国学界开始使用"协商民主"一词,党的十八大以来,协商民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展开研究,形成了较多的学术成果。运用CiteSpace软件,以CSSCI(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2003—2017年刊发的协商民主研究的相关文章为研究对象,通过合作网络分析、共被引分析和共词分析,对1027条数据进行挖掘和解读,以可视化的知识图谱形式呈现出我国协商民主研究的基本情况和研究热点。     

保理中基础合同协商变更或终止的限制

债权流通与债务人保护间的价值权衡是债权转让法中的重要课题,保理场合亦莫能外。保理同时涉及保理法律关系与基础法律关系。意思自治原理支配下,基础关系当事人本可自由协商变更或终止合同;但在保理场合,因基础合同变更或终止可能导致应收账款价值贬损进而损及保理人利益实现,故制度层面需设利益平衡机制,有效协调保理人与债务人间的利益冲突。鉴于此,《民法典》第765条针对让与通知到达后基础合同协商变更或终止,设以“有正当理由”与“未对保理人造成不利影响”两项限制事由,满足其一即可对保理人发生效力。本文拟就此展开教义学分析,以期助益于审判实践与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