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内瓦会议后美国与柬埔寨关系的演变(1954-1960)

本文详细考察了1954-1960年间美国与东南亚小国柬埔寨之间的关系演变历程。独立后的柬埔寨,一度对美国怀有好感,希望通过获得美国的经济、军事援助来发展本国经济、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独立。美国虽愿意对柬埔寨进行援助,但是其根本目的却是要将柬埔寨融入到美国在东南亚编织的反共体系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在美援根本目标上的分歧与矛盾逐渐显露并激化。美国无法容忍柬埔寨独立、自主的中立路线,试图通过削减美援、甚至策划政变的方式改变柬埔寨的外交政策。然而,美国并未达到目标,相反使一度对美国怀有好感的柬埔寨走向自己的对立面。美柬关系的演变对研究这一时期美国与其他新兴独立的中小国家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启发意义。     

反恐:审视美俄关系的另一种视角

"9·11"事件后反恐成为大国关系的新变量.在"9·11"事件后的最初时期,俄罗斯出于改变自己与美国和西方世界关系冷淡的局面等原因,主动对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进行了积极配合,一度大幅改善了双边关系.然而由于美俄两国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结构性战略利益的冲突,随着反恐战争的进行和美国借反恐之名实施自己的战略图谋进程的日益明显,两国在地缘政治领域的冲突趋于明显化和激烈化,同时两国反恐理念的渐行渐远也最终导致美俄关系在迅速改善后不到一年又迅速冷却,美俄双边关系在今后一段时间里继续进行传统地缘政治利益的博弈将依然是两国关系的主线.     

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三个问题

危险驾驶行为的社会危害有目共睹,是当前刑事立法领域的焦点。在我国行政法与刑法处罚二元体系并存情况下,危险驾驶行为是否应当入罪,危险驾驶行为如果入罪应当采取何种罪名以及犯罪构成模式,危险驾驶的刑罚如何规定,这三个问题在刑事立法中应当着力思考。     

以大道论大美：基于无原则批判的彭富春新道论美学思想

基于对当下生活世界中技术主义、享乐主义和无家可归迷途的思考,彭富春以无原则的批判的语言和方法,提出了新道论思想。这一思想阐明了生活世界是欲望、技术、大道游戏的聚集,美是生活世界中三者游戏的显现。通过以大道引领大美、以大美显明大道,生活世界通过欲技道游戏的自由聚集,达到大美的完满境界,以此构建当代中国美学的新的道路。     

地区安全秩序重塑与日澳安全合作CSSCI

冷战后日澳安全合作逐渐增强,实现了由“间接盟国”到“准联盟”的转变。关于日澳安全合作的原因,学术界主要有美国推动说、日澳同质说、经济外溢说和防范中国说四种观点,还有必要从地区安全秩序的视角对日澳安全合作进行分析。日澳安全合作的自主性,源自双方对于地区安全秩序诉求和安全手段选择的诸多共识或契合。受此影响,日澳安全合作不断增强,体现在安全协议日益增加、军事交流与合作不断发展、地区安全事务协调增强等方面。这对日澳双边关系、亚太联盟体系和地区安全环境等存在多重影响,也面临美国因素、内部分歧等限制。对中国而言,要注意到其自主性,加强与日澳利益交融,降低其对华安全威胁认知,促进多元包容的地区安全秩序构建。     

“非对称制华”——论日本海上战略新思维

东亚地缘政治形势自2010年起急剧变化。以此为背景,日本对华威胁感知急剧升高,维系日美同盟的需求更加紧迫,扩充本国自主防卫力的意愿更为强烈。受此推动,日本海上战略加速转型,出现了所谓“非对称制华”新思维。它以中美西太两极对峙和对华长期战略竞争为预设,以维持日美同盟西太制海权和防控危机升级为目标,谋求依靠“扬长避短”的策略来扭转自身的资源与能力劣势。同时它希望借助威胁中国的战略软肋以最终夺回中日海上军事较量的主动权。其中“拒止+控制”的作战构想与“成本强加”的威慑构想是两大基本组件。中国应据此反思自身海上战略目标,增强战略弹性,管控行动成本,强化和对手进行长期竞争的能力。     

从《美墨加协定》看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考量

秉持"美国优先"理念的特朗普政府在执政两年之内完成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谈程序并签署了新版《美墨加协定》。这一重谈过程体现了特朗普政府减少贸易逆差、增加本土就业以及制定符合美国利益的经贸规则等核心诉求,展现了"本土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等理念。同时,重谈过程不但内蕴着特朗普政府回馈蓝领中下层选民这一关键群体以及商业利益的政治诉求,也展现了其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谈推进其他贸易安排重构的战略考量。在重谈过程中,特朗普政府充分利用了美国在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上的优势,采取了双边谈判与极限施压等手段迫使对方作出让步。不可否认,《美墨加协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目标,但新协定的达成也是美、墨、加三国在新的利益支点上达成的某种妥协。但由于美国国内府会对峙、党争极化等政治因素,《美墨加协定》的最终生效与落实仍存在不确定性。     

《美墨加协定》谈判中的各方利益博弈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是美国推动签署的将两个发达国家和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市场连结在一起的贸易协定,重新谈判该协定是特朗普上台之后全面展开世界贸易战的首个目标,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该协定的重新谈判,制定并主导新的贸易规制标准,以更好地维护美国的利益。从重新谈判达成的《美墨加协定》可以看出,美国提出更新的条款与美国的国内利益诉求是一脉相承的,美国已经成功地将其提出的相关新条款加入了协定,实现了其在关税、原产地规则和新科技等方面的多数要求。加拿大和墨西哥虽然在某些条款中屈从于美国的要求而做出了让步,但是在一些核心问题上坚持了自己的利益,并且迫使美国也做出了让步。从加拿大的角度来看,在木材出口和文化产品标准方面,加拿大一直在谈判中坚持其自身特殊的利益诉求。墨西哥在谈判中迫于美国的压力和自身的弱势地位,接受了关于劳工和环境作为附加条款,但对于能源等国家核心利益部门,一直没有将之置于北美贸易谈判的条款中。     

澳大利亚视角下的印太战略及中国的应对

特朗普的亚洲之行使“印太”概念受到世人瞩目。在所有国家中,澳大利亚对“印太”概念的使用最为积极、系统和全面。印太已经取代了亚太,成为澳大利亚政府思考和处理国际问题的主要地区概念框架。澳大利亚在推进印太战略概念的过程中,也面临一些现实的问题和挑战,主要包括自身能力与目标追求之间的落差,目标制定不清晰,对手段与目标关系的认识相对模糊,以及相关国家的态度不一致,等等。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中国的应对提出了若干思考。     

阳明“理欲”关系窥探——基于对《拔本塞源论》的考察

《拔本塞源论》作为王阳明晚年的重要著述之一,其包含了“万物一体”“圣人之学”“理欲之辩”等重要思想。而其中对理欲关系的阐释更是切中与精练,这不仅体现在他把理欲关系与其他思想结合在一起论述,从而更加通透地阐释了这一学说,既区别于程朱理学所言之理欲的内涵,又从心学的层面对其进行新的赋义;而且更可以从中窥见理欲关系在其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即理欲关系作为其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贯穿于其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学说之中,并统摄这些思想。继而由对“理欲”关系的立与破,一方面阐发其心学思想,更为重要的是导归圣人之境,以承继儒家道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