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性非就业收入及其社会文化功能

社会性非就业收入是传统农村社会的一种福利性支持形式，表现为家庭内部代际支持、亲属和宗族以及邻里互助互惠、民间捐赠等，具有凝聚社会团结、应对不确定性以及缩小收入差距等社会功能。此类收入并没有在乡村社会转型中消失，不但依然存在，在某些方面还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敬老养老、支持就业创业以及扶贫济困等，而且还有一些新的表现形式。当然，一些人情类支出有可能成为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等问题也值得注意。总体来看，目前农村社会性非就业收入占比不大，这是因为，一方面，大量人口外出，村庄内部的互助互惠需求减少；另一方面，农村人口经济条件有所改善，父母对子女的经济需求没有以前强烈，甚至出现年纪大的父母支持子女乃至孙辈的收入转移现象。与此同时，农村社会慈善发展滞后，虽有城市慈善组织入乡援助，但力度不大，覆盖面有限。因此，激活社会资源以拓展农村社会性非就业收入渠道，减少人情类支出以减轻农村居民的经济负担，提高慈善性收入和敬老孝老的收入，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是未来实现乡村收入变迁的主要途径，也是增进乡村社会团结的必要条件。     

“后真相”的意识形态陷阱及其克服路径北大核心

“后真相”是指在社会化媒介技术引导下受众在客观事实与主观情感信念的博弈中漠视真相的现象。“后真相”的危险不仅在于真理和事实被挑战,更在于在这一挑战和颠覆过程中隐藏的深刻的意识形态问题:在资本逻辑、技术逻辑和权力逻辑的合谋下,“后真相”与消费主义、网络民粹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杂糅并进解构大众的主体意识、思辨意识和核心意识,扰乱人们的价值判断和国家认同,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在这一背景下,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凝聚力、影响力为着力点,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时代性和技术性转换,更好地祛“后真相”。     

公共行政中的“行动”问题重思——基层治理中“责任陷阱”的化解之道

随着公共行政嵌入的环境以及面对的问题走向复杂化，公共行政研究逐渐转向“结构”和“行动”的复合型思路。然而，公共行政中对于行动的分析更多是关于“行动者”的实证研究，公共行政中的“行动”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与总结普遍性的理论。现实中，基层行政是行动分析的重要场景，其中关涉政策过程中的责任问题。在复杂的行政体系和治理情境中，行动者的行动受到了“责任陷阱”的局限，严重影响到政策效能的输出。究其原因，在于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对于行动者注意力分配的影响以及行动选择的限制。为了破解“责任陷阱”的结构性梗阻，实现基层行政的“责任治理”，应该从调整问责机制和赋予基层行政自由裁量权两个方面展开。     

陷阱取证的效力探讨

陷阱取证概念源于刑事诉讼法中的"诱惑侦查",但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也有所运用。陷阱取证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对于陷阱取证的合法性,尚存在诸多争议。文章从陷阱取证的历史发展、陷阱取证的限定、与诱惑侦查的对比以及正当性和必要性几个方面来探讨刑事领域的陷阱取证。     

搭子社交：当代社会青年新型社交趋势与形成逻辑

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搭子社交”以其精准陪伴、互不打扰的特点成为青年的新型社交趋势。“搭子社交”盛行与宏观社会因素、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的转变、科学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在享受“搭子社交”带来的温暖和快乐的同时，还需意识到“搭子社交”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警惕社交恐惧及社交陷阱。在当代青年的人际交往中，无论是“搭子”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朋友，都需要以相互尊重的态度认真对待，才能更好地为青年社交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加深与社会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