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防治失职罪研究

本文扼要回顾了我国防治传染病失职罪的立法演变 ,重点探讨了该罪构成特点、罪与非罪和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以及立法完善问题。文章指出 ,防治传染病失职罪具有侵害客体的单一性、客观行为的失职性、犯罪主体的身份性、主观心态的过失性四个要件特征。同时 ,文章认为有必要对本罪进行立法完善 ,其具体设想就是在法条罪状表述中阐明“过失”主观要件、增设甲类传染病过失危险犯、进一步明确本罪行政犯的构成特征、明确界定本罪主体范围、增设本罪的结果加重犯以及增设剥夺政治权利和罚金作为附加刑     

刑法第237条的疏漏与完善

97刑法第237条规定的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和猥亵儿童罪是从79刑法流氓罪“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情形中分解而来的。从97刑法的修订和司法实践来看,笔者认为该条还存在疏漏和缺陷,需进行修改和完善。首先,新刑法修订中,对强制猥亵犯罪侵害对象在范围上存在疏漏。79刑法第160条规定:“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构成流氓罪。由于这一规定比较笼统,在司法实际执行中随意性大,新刑法在修订中将此罪分解为四条具体规定:一是侮辱罪,猥亵妇女的犯罪;二是聚众淫乱的犯罪;三是聚众斗殴…     

加大对“非公务性受贿”行为打击力度的立法构想

广大的群众对该系统存在的医生收红包现象仍非常不满。困于刑法中没有相应条款规定,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很难追究这些受贿医生的刑事责任,最多只能建议有关单位给予相关人员一定的行政处分。再如,律师在收取合理的律师服务费之外收受或索取当事人财物的行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私自收取家长钱物等等的行为,目前都难以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对此,笔者认为,对此类行为,单单依靠道德或有关内部的纪律处分予以规制显得力不从心,应在刑法第163条所规定的犯罪主体中增加“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将该条的罪名表述为“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     

少女自杀，“见死不救”的男友该当何“罪”？

2003年12月10日，郑州市春秋律师事务所姚光华等8位省会知名律师就一起案件展开了一次专题研讨。     

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研究视角疏议

我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研究存在的视角混乱现象阻碍了这一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故很有必要对有关视角予以辨析。立法与司法 ,中国与外国 ,法律与事实 ,可能与现实 ,客观与主观 ,事前与事后 ,定罪与量刑 ,静态与动态 ,都是犯罪构成理论研究常常涉及的视角。注意每一对视角的区别 ,才能使犯罪构成研究具有同一的基础 ,从而增进该研究的科学性。     

刑事证明责任概念的比较法分析

大陆法系以主观证明责任和客观证明责任构建证明责任概念,辅之以被告人的证明必要,而以客观证明责任为主;英美法系以说服责任和提出证据责任构建证明责任概念而以提出证据责任概念为主.两大法系证明责任概念之间存在深层的差异,而不是绝对的对应关系.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陪审团制度和法官审制度以及犯罪构成方面的差别.     

论沉默权制度

一、沉默权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制度的沿革人类社会的司法证明方法 ,经历了神证、人证、物证这三个发展阶段。在以神证为司法证明主要方法的人类社会早期 ,被告人只有按照“神”的旨意进行宣誓和协助“神”调查、证明的义务 ,而不可能有沉默的权利。以人证为主的证明方法取代以神证为主的证明方法后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世界上许多国家如中世纪的欧州大陆国家和封建社会的中国 ,由于视口供为“证据之王” ,“断狱必取输服供词” ,因而被告人也不可能有沉默的权利 ,因为被告人如果想沉默 ,司法官员就会用刑讯的手段逼取口供。正是这种口供主…     

单位自首的认定——华东纺织联合公司走私普通货物案

1995年12月至1998年3月间,经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陈志平与副总经理邵丽珍共谋,华东纺织联合公司以上海东欣进出口公司、厦门华东纺织联合公司、上海康达纺织印染服装(集团)公司的名义,分别向苏州海关太仓、常熟等办事处申领进料加工登记手册43本,免税进口总计价值1097万余美元的各类纺织原料7444吨,然后非法在国内销售,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3109万余元.     

从毕玉玺腐败案想到的

前不久．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首都公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毕玉玺因涉嫌收受巨额贿赂．被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在他之前，已有9个省市的十几位交通厅长落马。交通厅长“前腐后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行政赋权不够科学，控权机制不够严密．造成权力失控。     

事后受贿行为的法理评析

一、事后受贿之界定 关于事后受贿行为,国外刑法的通常解释是:公务人员任职期间利用手中之权为他人办事,离职之后收受他人好处的行为。 我国刑法没有规定“事后受贿”罪,因而这一概念尚无确定的内涵和外延,理论界根据收受贿赂的时间不同,将受贿分为事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