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芳贪污和私分国有资产案——兼论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司法认定

私分国有资产罪是1997年《刑法》规定的新罪名，由于认识不清，一些地方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往往不能准确定罪。李佩芳贪污和私分国有资产案的审判，依据事实和法律，对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做了准确界定，为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司法认定创制了一个较好的判例。本文试图通过对该判例的评析，对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司法认定中容易出现分歧的几个问题予以理论廓清。     

贩卖运输毒品罪是否存在犯罪中止

一、基本案情。犯罪嫌疑人王某1999年初去云南省瑞丽市做塑料制品生意，未赚到钱。年底回家时，他花了3000元人民币购买了60克海洛因带回老家。通过他人介绍，王某与吸毒人员张某谈妥，作价8000元卖给张某，张某三天内筹好款取货。但第二天，王某担心事发非常害怕，在其妻规劝下，痛下决心将全部毒品淋上水销毁后埋在垃圾堆里。第三天，张某如约带款取货未果，遂向公安机关告发。公安机关将王某刑事拘留后根据其交代，在垃圾堆里检出大量海洛因成分。     

司法解释、公共政策和最高法院——从最高法院有关“奸淫幼女”的司法解释切入

本文针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奸淫幼女的批复展开一个学理的讨论。全文主要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将从多个方面论证这一司法批复隐含的错误 :它违背法理 ,违背保护 14岁以下少女这一相对弱势群体的基本公共政策 ;从实践上看 ,这一解释事实上有可能带来不可欲的社会后果 ,有利于某些特殊群体的非法犯罪行为 ;考虑到相关法律以及国家机关的分权惯例和制度权能 ,这一解释还有越权违法的嫌疑。本文第二部分则试图探讨这一错误发生的制度和学术原因。我的分析结论是 ,这种错误主要来自的一方面是对部门法操作理论的过度信任和缺少学术的多样性 ,另一方面则来自对社会真实世界的不理解甚至是有意的忽视 ;而这背后 ,则反映出最高人民法院对自身作为最高上诉法院的功能定位模糊和专业知识装备不足。     

论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缺陷与完善

由于犯罪构成体系是为刑事诉讼证明实践服务的,因此对于该体系是否存在缺陷以及如何进行完善,均应从刑事证明实践的视角出发。从证明对象上来看,我国犯罪客体属于多余要件,而违法性要件则为遗漏要件;从证明责任分配上来看,由于犯罪构成缺乏推定效力,导致证明责任分配的混乱。为此,在完善我国犯罪构成体系时,需要将违法性要件纳入犯罪客体并划分各要件之间的层次性,以恢复犯罪构成的推定效力,从而实现其对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     

犯罪构成的立法依据

刑事立法以保护社会利益、维护社会利益为根本目的,从而为刑事司法忠于法律奠定坚实的基础。“国家”根据“出于他法而入于刑法”的原则,通过遴选在刑法中设立一个又一个的犯罪构成,成为犯罪的一种规格或模型。刑事立法对于行为社会危害性的价值评价,在完成犯罪构成的设置后,经过刑事司法,就转变为规范评价的产物。     

医疗事故罪若干问题探讨

医疗事故罪是1997年第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修订刑法时新增加的罪名,原刑法对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没有直接规定刑罚. 少数重大医疗责任事故是比照适用玩忽职守罪等罪名处罚.虽然新刑法增加了医疗事故罪, 但通过近几年来的司法实践,对<刑法>"医疗事故罪"中的"严重不负责任""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以及医疗事故罪的有关鉴定问题争议颇多,认识比较混乱.作者结合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颁布与实施,现就医疗事故罪在认定上的几个问题,提出个人的探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