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行为及其治理选择——基于前景理论的研究

提出一个应用前景理论研究腐败行为的分析架构,考察腐败行为的特征、治理手段及其效率。研究发现,对于存在非理性偏差的腐败行为,加大惩罚力度的效果取决于行为人所受处罚的相对风险规避度量,一定条件下存在"惩罚陷阱":加大惩处力度反而使行为人加大腐败投入,选择高风险的腐败行为,此时行为人存在极端的赌徒心态。一个弹性的惩罚制度等同于一个对腐败的边际惩罚递减的惩罚制度,会增加行为人的腐败价值预期,增强行为人逃避严惩的侥幸心理,加剧腐败行为蔓延。并且,弹性越大,行为人绝对风险规避度越小,腐败行为的收入预期越高,腐败蔓延的速度越快。高薪的激励效果则依赖于监督惩罚环境、薪酬支付体系与行为人的价值取向。对处于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发展不平衡,利益矛盾冲突加剧,强烈冲击人们的价值取向与行为规范,行为人不患寡而患不均,提高官员薪酬的激励手段难以取得好的反腐效果。优化监督执法环境与公务员的选才机制是治理腐败的有效手段。     

社会理论中的惩罚：道德过程与权力技术

胡水君在《中国法学》2009年第2期撰文认为，惩罚是法律与社会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论题。在惩罚问题上，涂尔干和福柯对于近代以来残酷惩罚的衰落，以及从酷刑到监禁的历史变迁都做了分析，并且都触及到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相互加强、螺旋上升的现代趋势。而在分析思路和认知态度上，二人却表现出明显不同。关于惩罚，涂尔干坚持一种道德观点，视惩罚为道德过程，而福柯则坚持一种政治观点，视惩罚为权力技术。     

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完善

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一种兼具惩罚、补偿和威慑功能的责任制度。我国已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引入了该项制度。但近二十五年的实践证明了我国关于该制度的规定存在一定的缺陷。本文通过分析引发问题的原因，认为应该从其适用范围和赔偿数额方面着手，进一步完善该制度。     

我国加大对专利侵权行为的惩罚力度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2008年12月27日通过了关于修改专利法的决定。该决定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为打击专利违法行为。修改后的专利法将假冒他人专利的罚款数额从违法所得的3倍提高到4倍；没有违法所得的，将罚款数额从5万元提高到20万元。根据以往的专利保护工作实践，如果专利权人维权的成本得不到赔偿，     

对刑事诉讼"惩罚犯罪"目的论的质疑

我国现在理论界普遍认同以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为刑事诉讼目的的"双重目的理论".但"惩罚犯罪"的目的,存在着很多与现代刑事诉讼法治的价值目标相违背的地方,在分析这种理论缺陷的基础上,重构一种以维护宪法秩序为根本;正当程序为核心;真实发现为直接目的的体系,不仅可以繁荣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研究,而且对促进中国刑事诉讼法治化有推动作用.     

穷人富人与地震后的

梅勒洛夫被判入狱4年，惩罚措施有两种可供选择：去医院当护士，或者再接受一次文化教育。梅勒洛夫可不想每天去医院给病人倒尿桶，所以就选择了后者。     

“惩罚犯罪”不应成为我国刑罚之目的

新近不少见解认为,惩罚犯罪应成为我国的刑罚目的。但是,这些见解所持的理由均值得商榷。另外,新近见解的理论体系内部矛盾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惩罚犯罪不能成为我国的刑罚目的。     

官员学历造假根治还需健全惩罚机制

大专、本科、硕士、博士……近年来，中国政界掀起了一股攻读学位的热潮，一些官员的学历年年看涨。文凭越拿越高。 无疑，官员注重理论素质的提高和知识更新，在职刻苦攻读获取更高学位，值得鼓励和提倡。但也有不少官员平时不学习，却千方百计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公款。与一些高等教育机构“合谋”，在短期内“大跃进”式地完成了“知识化”任务。     

“缓刑执行不是刑罚执行”辩——兼与屈学武教授商榷

长期以来,缓刑执行不是刑罚执行的观点根深蒂固。但是从刑罚定义出发,缓刑应属于刑罚的类别,缓刑的执行是刑罚执行;从完善缓刑制度出发,需要考虑对我国缓刑标准的重新设定,缓刑负担的适当增加。与之相适应,缓刑人员应称为社区服刑人员而非社区矫正人员;在社区矫正中需体现刑罚惩罚功能,建立与之相匹配的社区矫正执法机构和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