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方刑法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可以说，我国近现代刑法并非本土化产物，而是西方舶来品。鉴于此，我国刑法理论研究者以及司法实务者必须加强对西方刑法史的认识与研究，才能更好的熟悉、了解我国刑法，使其真正本土化，从而更好的为我国理论界以及司法界服务，更好的为我国法治的构建服务。然而，时至今日，虽然我国已出版了大量的刑法学著作，学者也发表了大量刑法学方面的论文，然而，遗憾的是，从内容上看，涉及西方刑法史研究的著作与论文数量极少，这对我们研究西方刑法史以及完善我国近现代刑法十分不利。本文主要从西方刑法学术界关于刑法的定义、西方刑法的历史渊源极其变革三个方面对西方刑法史展开深入研究，以期对我国刑法的完善以及法治的构建有所裨益。     

浅析国内外“文化冲突与适应”的研究范式——兼议研究新疆文化冲突的意义

我国目前处于转型时期，社会、文化冲突也处于高发期，而新疆地区又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地区，具有同全国其他地区不同的文化特殊性，通过梳理国外内文化冲突及其适应的研究理论并分析新疆文化冲突研究意义，可以丰富我国尤其是新疆地区的社会矛盾理论，为维护新疆的社会稳定提供借鉴，有助于新疆地区共同理想和共同精神的凝聚，有利于促进新疆地区的文化发展与和谐。     

法人

法治日報社主办企业家必备的法治读物WWW.FARENNEWS.COM《法人》杂志作为中央政法委机关报《法治日报》的子刊,创刊于2004年1月,是中国唯一的财经法律类新闻月刊。办刊理念:中国商业社会的理性观察者;中国法治变革的积极推动者;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见证者;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现代、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法治国家的主动参与者。办刊宗旨:为国建言、为民立言、关注国计民生、追求公信济世。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公共行政学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公共行政学得以恢复与重建,并逐渐确立了其应有的学科地位,从而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高等院校公共行政学科学院化,建立了完整的专业教育体系,专业性学术组织蓬勃发展,创办了一批专业学术期刊,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范式不断转换,研究方法不断改进,话语体系不断构建等。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在推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构建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公共精神、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没有形成完备的本土化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的结构性失衡、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危机等方面,仍面临较大的挑战。不过,全面深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逐步提高、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也为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未来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要立足现实,及时回应和满足社会变革的需要,创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范式与方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学话语体系和本土化的公共行政学理论。     

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四个导向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实践性是其重要特征。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要注重四个导向,即时代导向、问题导向、学术导向、实践导向等,以适应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实际需要。     

中共党史学科的经济问题研究范式

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加强和深化对经济问题的研究.然而很多党史研究者对经济问题性质和研究规范的理解存在偏差,出现了两种偏离学科范畴的研究范式.只有坚持历史的长度、政治的高度、理论的深度和视域的广度这四项基本规范,坚持逻辑与实证相统一的研究方法,才能匡正经济问题的研究范式,为中共党史巩固学科阵地,提升学术水平发挥积极作用.     

美国政治僵局:腠理之疾还是制度绝症?

<正>美国建国以来,两百余年,国势日昌。其宪政体系基本延续未有大变,国家地位则从北美一隅的孱弱联邦上升为全球霸主,这种变与不变相映衬,难免令世人赞叹其制度之"伟大坚韧",并由此产生出制度决定论的思维范式,遂成当前西方社会科学之主流。美国的壮大,常被解释成制度优势的体现;美国成功渡过诸多国内外危机,也成为美国制度弹性和纠错能力的最好注解。沿此逻辑,不少社会学家习惯于给后发展国家面临     

从“两范式”到“三视角”:谈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路径创新——以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为例

近年来,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路径创新,已经成为学界讨论的重点,亦有不少学者开始尝试种种创新。然而,一方面成果寥寥,另一方面听者藐藐,多年来情况似乎依然如故,未见太大改观,几乎陷于一种"学术内卷化"的状态。新闻史的书写,归根到底,就是根据"新闻"的内容,按照"历史"的时间顺序,用语言描述和解释中国新闻活动发展的历史。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路径创新,可以从大历史的视角、本体性的视角、互动式的视角展开尝试和突破,以进一步体现新闻史学科的独立性。     

中古士族在近世——对中国宗族实践的新思考

中外历史学家呼应或契合“唐宋变革论”，主张宋代以来各朝代宗族是一个新阶段、新发明和新类型。从思想史和实践人类学论来看，未必尽然，因为宋代以来各地宗族实践的要素及精神都早已在中古乃至先秦时期准备好了，并一直在践行。宋代以来的宗族，不过是历史的实践者在不同社会情境下面对各自的问题而有意识搬取过往诸要素，并任意组合的结果。中古时期的士族及观念并没有随着残唐五代的结束而终止，相反，延续下来。那些士族或大族后裔随着时代的推移，逐渐从世系主干上滑落下来，变成了旁系和普通人。当然，也可能是朝代更替或政治原因而“废贵为庶”。但是，士族、大族的观念仍然在他们意识里，并结合时代语境而演绎，因而不一定全都是“庶民化”或“礼仪向下”的结果，故新形态一说值得再讨论。中国宗族研究要回到人的立场，回到实践者主体性上去理解，才有可能看清其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