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理性

本文从刑法的实体规范和运作过程相互结合的角度,提出了刑法理性的概念,强调刑法理性贯彻刑法立法和司法的全过程,是保证刑法合理性的基本原则。刑法的目的性、合理性、节制性构成了刑法理性的基本内涵。     

会心茶座

心理学家们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在给小小的缝衣针穿线的时候,你越是全神贯注地努力,线越不容易穿入。在科学界,这种现象被称为“目的颤抖”,目的性越强就越不容易成功。这种现象在生活中并不鲜见。张师傅是一名杂技演员,脚耍大缸已有多年,可谓驾轻就熟。因为年龄偏大,他决定改行。在告别舞台演出的那天晚上,他把亲戚、朋友都请来观看。然而,正当人们为他精湛的技艺喝彩时,他却“失手”了:因一脚顶偏,偌大的瓷缸重重地砸在他的鼻梁上,他当场昏了过去。事后有人问他:“凭你的技术,怎么会出此意外?”他说:“那天,心里总是想,这是自己杂技生涯的…     

对加强基层领导干部学习的思考

本文通过有针对性地对领导干部的学习情况进行调研,举出少数干部学风不正的具体表现,提出当前基层领导干部的学习要狠抓五个方面。     

商事关系法律调整之研究——类型化路径与法体系分工

商事关系乃全部商法的基石概念。商法的研究不能回避商事关系的概念、构成及其法律调整机制。从主体类型化角度可将商事关系区分为四类:商主体与商主体之闻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事关系;商主体与作为监管者的非商主体之间与营利相关的商事关系;商主体与作为消费者的非商主体之间基于商主体的营利目的而形成的商事关系以及非商主体与非商主体之间偶尔为之的营利性行为形成的商事关系。四此,商事关系可以界定为主体双方或一方基于营利性目的而形成的社会关系。营利性目的是衡量是否构成商事关系的本质,至于是否发生于平等主体之间,是否发生于持续营业之中,均非商事关系本质内涵。商事关系可以由商法调整但却不必都由商法调整,甚至可能根本不由法律调整。从主体类型化的角度理解商事关系的构成,不仅有助于商法理论知识的进化,也有助于我们撩开商法的面纱,现实地对待关于商法调整对象的困惑和商法法典化的神话。     

分期付款保证保险法律性质探讨

分期付款，属于消费信贷的一种形式．作为我国销售领域一种新兴的交易方式，近年来取得了快速发展，被广泛运用于一些营利组织经营性购车或者购房以及公民个人、法人及其他最终用户的汽车消费或者住房消费领域。但是这种买卖方式存在着较大的商业风险。生产厂家、开发商以及销售商要承担购买方不履行分期付款义务的风险．如果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为买方提供按揭服务，那么风险就转移到他们这一方.     

浅议中国大学的价值取向

高等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中一个独立的教育门类,它实施的是专门教育,其根本任务是培养社会所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具有明确的专业目的性。如果说发达国家的大学由于其办学的成熟性,已“轻装”上阵的话,我国的大学还“挑着两副担子”(夯实基础和创建模式)赶路。如何尽快地缩小差距,赶上潮流,从当前实际看,按照大学的精神,确立中国大学的价值取向是关键。     

论真正非法定目的犯的解释适用——兼论刑法漏洞的补充

对于真正非法定目的犯的解释适用,我国刑法学界存在诸多理论盲点:真正非法定目的犯与不真正非法定目的犯不分;目的性限缩与限制解释不分;可补充的漏洞与不可补充的漏洞不分.真正非法定目的犯属于刑法隐藏漏洞,必须通过目的性限缩方法来补充.目的性限缩中的"目的性论据"不是刑法法益保护的目的,而是刑法自由保障的目的.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特殊构造论

《民法典》总则编在形式上虽以“功能主义”作为法人分类标准,但在具体法人类型描述上又回归了“结构主义”。对营利法人类型描述上的局限性,使得部分营利法人类型为特别法人所吸收,故营利法人与特别法人并非完全对立的概念。折股量化作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使集体所有权真正实现了“法律归属”与“事实归属”的统一,法人经营集体财产所得收益由此可惠及于众。此外,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化构造既有利于降低组织成本,也可通过连接集体的力量应对农产品市场买方的垄断,并最终使集体成员受益,故本质上属营利法人,其特别性体现在具体构造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取得的被动性、财产用途的特别性以及对“资本泛化”倾向的排斥,使该类法人在组织结构、事项表决以及破产能力等方面,均呈现不同于公司法人的制度构造。     

侵犯著作权罪疑难问题研究

侵犯著作权罪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如何理解"复制发行",如何认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起刑差别,如何看待"以营利为目的"。我们应当基于客观主义立场,根据客观解释原理,结合实务操作,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营利问题：成因与对策

非营利组织的营利问题是指非营利组织对其非营利性原则的背离。目前,我国部分非营利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营利问题。对此,要严格营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的界限,细化非营利组织的分类,完善非营利组织自身的治理结构,增强其运行的透明度,加强外界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