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利益、法律的具体化与释法

正在现代法律体系中,释法系将法律具体化这个宽泛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多数法律争议中,法官援引法条处理案件,因此必须解释相关条款之意义。将这种法官释法的活动称为解释(Auslegung)、注释(Interpretation)或具体化(Konkretisierung)都无关紧要,〔1〕但是能否将此活动的结果视为法律评论(KommentierungdesRechts)或者法律     

论宗教法人的营利行为

非营利组织是不以追求利润为活动基本目的,并不在参加人之间分配利润的一种组织。禁止分红乃是非营利组织的根本特征。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并不一定承担法律责任,只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而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时,才承担法律责任。宗教法人的营利行动分为自养范围内的营业行为和自养范围外的营业行为。自养范围内的营业行为应与该宗教团体历史上的习惯方式相符合,该部分收入无须纳税。从宗教财产的公益产权特性出发,自养范围外的营业行为需要控制在合理限度范围内,防止造成不正当市场竞争。自养范围外的营业行为不属于免税范畴,应当纳税。     

购买理财产品所得利息归公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

现实中,挪用公款用于购买理财产品获利,这种行为较为多见。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挪用公款用于购买理财产品是否属于营利活动,目前刑法条文对此还没有给予明确的规定。关于购买理财产品所得利息归公行为的性质如何认定,该行为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各方观点不一。     

法国“野鸡”大学被扫荡

“野鸡”大学,也称学历工厂、虚假大学、学店.其办学以营利为目的,通常采用与知名大学院校容易混淆的名称招收学生,以各种手段钻国家有关法律的漏洞,滥发文凭.近年来,“野鸡”大学在全球的数量迅速增长.这些虚假大学一方面让立志求学的学子浪费人力、物力、财力却学无所成,另一方面又为那些不求真才实学、只求蒙混镀金的学生提供了方便,更为不法分子赚取了大量利益.为此,各国重拳出击,严厉打击这一现象.     

以“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的基本分类构建法人制度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征求意见稿）第三章将“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作为基本的分类来构建我国的法人制度之基础,但这种做法在大陆法系各国民法典上极为罕见。而且这种分类与传统民法典上的社团与财团分类比较,后者能够更好地体现民商合一的基本原则,更适合构建法人的基本规则（提取法人之公因式）,更能够体现法人“组织体”的基本特征,能够更好地与民法的“意思自治”与“过错归责”原则相契合。因此,我国民法典应以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的基本分类作为构建法人制度的基础。     

康德自然目的概念的认识论批判——兼及第一批判到第三批判的隐性过渡

目的论思想从其发轫伊始,就在西方哲学传统中肩负着重要的认识论功能,却在近代思想中颓然式微。而康德以其批判哲学的理路捍卫和重塑了目的论的全新形象,并为其认识论意蕴预留了地盘,凸显了二者的辩证张力。从自然目的理念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提出,到纯粹理性的建筑术之构想,以致隐秘地过渡到《判断力批判》的自然合目的性和自然目的概念,显露出康德目的论批判的完整运思道路。康德正是沿着第一批判开辟的道路,以先天综合判断为隐性纲领,在第三批判中引入自然的技艺来充当反思判断力的类比原理——取代图型论,以完成自然合目的性的客观化演绎,即目的论证明。据此,康德一方面批判地裁制了自然目的概念的认识论价值,另一方面也演示了理性与知性协同运作于自然目的概念中的判断力机能。     

非营利四论

《民法总则》颁行后,非营利已为民事实体法的基本概念。在非营利与营利的关系中,应当将营利作为组织的一般属性,非营利为需要证明的属性。对于非营利的内涵,《民法总则》采一要件说,即禁止分配利润。在非营利组织的运行中,非营利体现于组织目的与结果,主要是对出资人、设立人的要求,组织行为可为营利。作为组织区分标准,即使对于合作社等私法主体,营利、非营利足以构成周延的分类。真正对非营利分类产生冲击的是新型的社会企业。我国未来的《非营利组织法》须深化对非营利概念的理解。     

“以营利为目的”在网络著作权案件中的刑法适用

网络著作权案件的特殊性是在网络环境下发生的侵犯著作权情形,在刑法适用领域应秉持谦抑精神,坚守罪刑法定阵地.“以营利为目的”在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和第218条的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中的性质不同,前者是短缩的二行为犯,后者是断绝的结果犯.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论证了只有在侵犯著作权罪案件中,间接故意的认定与目的犯并不矛盾;“以营利为目的”包括直接营利和间接营利,但仅限于积极获利的情形,消极利益的获得如商业使用盗版软件的行为尚不能用现行刑法规制.销售侵权复制品的情形无需特殊举证,销售本身即可反制“营利目的”.     

论我国民间借贷合同法律适用的民商区分

按照是否为自然人之间的借贷,《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对利息约定不明的两种情形规定了不同的裁判规则。这种区分处理具有进步意义,但未能根据民商区分的理念作科学合理的区分,导致相关裁判规则存在标准混乱、规则缺失的问题。要确定民间借贷民商区分的判断标准,首先得解决民商区分的判断标准。我国应回避从内涵到外延都存在极大争议的商主体概念,借助“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商行为概念及内涵和外延都确定的企业概念来界定商事法律关系,从而确定民商区分的法律适用难题。在确定了我国民商区分的判断标准后,民间借贷民商区分判断标准的厘定就迎刃而解了。据此,可确定民商区分视野下民间借贷纠纷裁判规则的完善方案。     

“我心中无党纪,头顶无组织”——重庆市南岸区检察院原党组书记、检察长杨春畅案件警示录

违纪违法事实2018年7月,杨春畅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经查,杨春畅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抗组织审查调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私车公养,公款送礼,收受礼品礼金;违反组织纪律,不按要求报告个人去向;违反廉洁纪律,违规经商办企业,违规从事营利活动;违反工作纪律,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违反生活纪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涉嫌受贿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