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公权与私权的协调

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主要问题是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否应当仅限于物质损失而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如何处理刑事诉讼与附带民事诉讼之间以及追缴、责令退赔与 (附带 )民事诉讼之间的关系问题。本文主张 ,应当协调处理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以及被害人与被告人的关系。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与被告人的地位应当大致均衡 ,附带民事诉讼既应方便公权力的行使 ,也应保障私权的实现 ,从而确保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一体化地合理解决民事赔偿与刑事制裁 ,并服务于预防与控制犯罪的刑事政策目标。     

中国特色官场饭局

5月13日,新京报评论称,纵横商界、政界的“大佬”刘汉,曾以一顿百万元的“天价饭局”打通与高官结交之路.怎样让官员在“天价饭局”前止步,长期以来都是反腐的重点.2013年是被媒体称为公权的“禁令之年”,从“八项规定”到“六项禁令”,再到“纠四风”,规范吏治、整肃官场成为今年各地政府的重头戏.严令之下,官场吃喝之风是否得到了遏制？     

公权的进退

正2013年,公共权力如何划定介入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合理边界,既防止缺位怠责,又防止越位滥用,依然是公共治理的核心问题。干预的边界这一年,国家发改委掀起了反垄断法实施五年来最强劲的执法风暴,从对6家液晶面板企业开出制裁境外企业价格垄断的首张罚单,到向6家乳企开出高达6.7亿元的反垄断史上最大罚单,再到剑指茅台和五粮液两大白酒大佬的限价令、上海     

公权与私权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公权与私权冲突下导致了诸多不和谐的社会现象,要正确地疏导和解决这些矛盾,必须协调好公权与私权的关系,发挥公权与私权的良性互动作用,有效地制约公权以打造法治政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实现公权与私权和谐是促进民主法治,实现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私权的公法化和公权的“三段章”

好话语常被人顺着往下说。前不久，于安教授顺着郝铁川教授的话题，谈了《公法的变迁和公权的规范》(法制日报2005年1月6日第8版)，指出，随着时代的变迁，对私权的保护要通过公法来解决。这个话题切中当代中国法治跳动的脉搏，我再顺着这个话题说几句。     

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权:关于公权介入私法自治范畴的探微

民事公益诉权是实体和程序的结合,具有权力和权利的双重属性,其取得需要法律的特别授权。从性质看,检察机关行使公益诉权代表的是人民群众甚至是国家的利益;从产生看,检察权代表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满足介入私权的前提条件;从发展看,介入民事诉讼领域是检察权发展的必然趋势。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权应坚持权利用尽原则,有限行使原则和"依法"行使原则。经全国人大授权,检察监督可以转向私权,但必须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保护。     

论物权利与公权力的统一

物权创造了抵制公权侵犯的屏障,但应避免重蹈欧美国家"权利本位"的旧路。因此,私人物权的自由应当接受公法的限制和公权力的管制。物权的绝对性是指物的静态归属权,物权的相对性是物权在动态利用中的附属权利的非正当利用,应当受到限制。动态物权利用的是否正当性是市场约束和公权管制进行分工的平衡点,物权利用的共用资源体的不可分性但功能使用属性又分别利用的领域,是公权限制的对象。限制是物权结构的组成。     

权力之善如何可能——基于公权与民权均衡关系的分析

公权与民权是政治生活中的孪生姊妹,他们的殊分与同一,造就了二者的博弈与均衡.如何厘定权力边界,保持公权与民权的平衡,维护公共权力的权威性与至善性,是构建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内容.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公权与民权是否均衡和谐的问题既是个法律问题,亦是个道德问题,其博弈的焦点在于公共“善”与个体“善”的冲突与平衡.在当代中国,重构公权与民权均衡,必须加大政治改革力度,解决权力制衡与民众参与问题,搭建公权与民权的话语频道,让公共权力真正回归社会,并最终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     

用法治的灯塔照亮简政放权的道路

核心要点：法治首先要落在职权法定上,公权者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皆于法有据,一准于法。中国是一个大国,情况复杂,建设国家体系、维护法制统一的要求更高、任务更重,必须坚持一国一法、一法多制。     

严防资本向政府公权力渗透

正对于快速转型中的中国来说,如何防止政府官员利用国家公权力寻租,防止资本向政府公权力渗透,是非常迫切而艰巨的任务。对于资本和公权力的勾结,中国执政党高层并非没有意识到,舆论也并非没有进行批评。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一面被解决掉,一面又新产生,似乎很难断根。这有三个基本原因。第一,用行政权力来管理社会和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