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政治大棒”与德国的法律程序——后“9·11”时代,美德反恐国际合作第一案之解读

"9·11"事件后,德美看似亲密的反恐合作关系却在德国法院审判"9·11"事件中的国际恐怖嫌疑分子穆特萨迪格和穆祚迪案中陷入了困境。两国政府在反恐策略上的差异为这两个案件的结局规定了方向。德国政府部门拒绝向德国法院提供关键证据,损害了德国检察官的指控能力。美国政府拒绝与德国法院合作,则直接冒犯了德国法院的自尊。由于审判是在德国民众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及阿尔布莱格监狱丑闻之爆发的背景下进行的,德国公共舆论同情被告人,积极影响并支持了法院的判决。这两个案件可以视为德国法院及民众对布什政府所实施的反恐策略的一次大审判,判决结果是布什政府败诉。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问题的调查报告（上）

在北京市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的著作权纠纷案件中,侵权纠纷占绝大多数,而其中被人民法院认定侵权成立并判令被告承担赔偿损失民事责任的案件又占相当比例。正确认定损害赔偿责任以及确定赔偿数额对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益、制裁侵权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多年来,北京市各级人民法院在认     

侵犯专利权犯罪刑事立法之比较研究——兼及我国专利权刑法保护的完善

从各国关于专利犯罪的刑事立法模式、罪名体系、保护对象、刑罚设置及追诉方式上看 ,既有许多共性 ,同时各具特色。完善我国大陆专利权刑法保护的基本构想 :第一 ,采取结合型立法模式 ,充分发挥附属刑法的作用 ;第二 ,完善罪名体系 ,将冒充专利和专利侵权行为纳入到刑法调控的范围 ;第三 ,设置多个量刑幅度 ,实行限额罚金制 ;第四 ,建立以自诉为主、公诉为辅的追诉模式     

关于参与三氯甲烷反倾销调查案的几点体会

2003年5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商务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规定，决定对原产于欧盟、韩国、美国、印度的进口三氯甲烷(以下简称“被调查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三氯甲烷反倾销调查案”)。同年6月，我所受浙江莹光化工有限公司、常熟市中吴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临海市利民化工有限公司、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东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吴晨光化工研究院、鹰鹏化工有限公司等七家进口三氯甲烷的下游用户(“下游用户”)的委托，向调查机关提交了《关于请求终止三氯甲烷反倾销案调查的公开意见》、《关于请求撤销对进口三氯甲烷反倾销渊查初裁决定的意见》和《关于请求撤销对进口三氯甲烷反倾销调查初步裁定的补充意见》等书面材料，并参与了调查机关组织的下列重大调查活动：     

该行为是否侵犯商标专用权？

2005年3月，东台市招标投标管理中心为东台事保处采购山特UPS和方正文祥E630电脑而举行招标活动，原告应邀参加投标，中标后于2005年3月22日与东台事保处签订了名称为“UPS”、型号为“汕特C2000W，10小时）”、单价为“7600”和名称为“电脑”、型号为“方正文祥E630”、单价为“6150”各一台的合同书，原告于2005年3月29日供给东台事保处一台由佛山市电标电源设备配套有限公司供货的前面板上部有电标（图形）注册商标下部标有“SANTAKPOWER CORP．，HAWAII，U．S．A”的UPS和一台电脑，并安装调试完毕。同日，原告出具了采购项目为“UPS”、规格为“山特（2000W，10小时）”和采购项目为“电脑”、规格为“方正文祥E630”的《政府采购供货验收单》，申请东台事保处验收，东台事保处在《政府采购供货验收单》的用户单位验收意见栏签署了“验收合格”。     

技术措施与著作权保护探讨

技术措施是权利人为了防止他人非法接触、使用其作品而采取的技术手段,实质上是在网络环境下对著作权进行权利管理的内涵之一。技术措施对合理使用和公共领域具有冲击作用。从平衡著作权人的利益与社会公众自由获取知识和信息的宪法性权利以及合理使用作品的权利角度看,技术措施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此进行了立法完善。     

“常识”与传统中国州县司法——从一个疑难案件(新会田坦案)展开的思考

自晚清变法修律以来,学界多批评传统州县司法的主要弊端是行政兼理司法和与此相关的非专业化司法,现在发现了大量反映传统司法实际运作的司法档案材料,此种观点有了反思的必要和可能。事实上,从传统中国州县司法的实际运作来看,其重点是查清案情和进行判决,起决定作用的是“常识”而非“专业知识”,而且“常识”才是传统地方司法所真正需要的。这种“常识”包括了“律学常识”、官员“伦理常识”和“地方性常识”等部分,从而具有浓厚的主观性、地方性和个人化特征,使得传统地方司法更依赖于官员个体。从司法独立和专业司法的眼光来审视传统是一种时代错位,它忽略了制度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对应关系,既不利于学术研究,同时也回避了建立现代司法体系的真正阻力所在。     

商标淡化的证明标准——美国“维多利亚的秘密”诉莫斯里案评述

在美国商标淡化诉讼中,一直存在“淡化可能性”与“实际淡化”的证明标准之争。2003年,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审理莫斯里案而首次介入。表面看来,最高法院已将标准统一为“实际淡化”,实则依然模棱两可,而根据反淡化和禁令救济的基本法理,证明标准又只能是“淡化可能性”。可见,问题远未解决,争论仍将延续。鉴于商标淡化理论的影响早已超出美国国界,研究这一问题对我国亦不无借鉴意义。     

转载摘编法定许可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著作权法》第32条第2款确立了报刊间的转载摘编之法定许可制度。随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不断发展变化,特别是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这一制度本身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考察转载摘编之法定许可制度的本源,分析其面临的理论和现实困境,究竟应该维持现有规定甚至将其适用范围扩展到所有媒体,还是应该取消这一规则,是我们所面临的选择。考虑到国际强制规则与国内法的一致化、网络媒体的强势影响以及我国现实国情的改变,应通过目前《著作权法》的第二次修订工作全力祛除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不合时宜的规则。     

褚民谊命悬“国父肝脏案”

褚民谊意识到彻底失败了,他又觉得被命弄得太累了,为保命投靠日本人,为保命在狱中算尽天机,到头来命还是不能属于自己。罢,去了它也许一了百了,就什么也不要操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