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主义的整体主义方法论浅析

当代自由主义认为个人自由与权利至上,其哲学基础和论证方法都是个人主义的.基于一种整体主义的方法论立场,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社群主义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他们强调社群整体利益先于个人利益,理论内容上表现在对自由主义自我观和个人自由与权利至上的批判两方面.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社群主义的批判确实具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并没有真正揭示个人与社群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在科学阐释个人与社会的真实关系基础上,揭示了自由与权利的真正内涵.     

"帝国边陲"——欧美学界对中国西南的研究演变

20世纪下半叶,中国西南边陲成为欧美学界"中国学"的新一轮关注焦点.整体主义的研究取向以"帝国研究"的模式来考量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而"区域研究"运用地方化视角,探求"中国西南"社会的内在发展逻辑,力图在微观分析的基础上呈现多样性.在新历史主义的影响下,欧美学界以超越国家主义的宏观视角,将"中国西南"视为一种文化符号,致力于在"文化"和"社会"的脉络中来理解其族群认同与历史书写.     

村寨博物馆中文化的展示与想象——以贵州雷山上郎德村寨博物馆为例

近年来,在我国的民族地区,涌现出了各种形式的"生态博物馆"、"村寨博物馆"、"民族文化生态村"等,而在贵州更出现了"生态博物馆群".与传统的博物馆相比,尽管"村寨博物馆"更加强调原生态的生活空间的呈现.但在其文化展演的背后仍然受到一套"东方主义"式的话语/权力机制的操纵.村寨博物馆中出现的"景观的移植与重组"、景观展示中的"文明的冲突"等问题都是目前在此类"生态博物馆群"中有待解决的问题.     

危机不仅仅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和观念的——解读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

当今的全球经济危机类似于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反观那段历史及随后的罗斯福新政,会发现大萧条绝非一个单纯的经济危机,它更是一种观念的危机和一种对"新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修正.然而,时隔大半个世纪,自由放任主义的政治哲学以各种伪装之态重卷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并伴随全球化越演越烈,让东方之国的我们也无法幸免于其所酿的经济危机的冲击.对这场经济危机作系统的、历史的回顾和社会的、观念的反思,正当其时.     

基什内尔执政时期阿根廷与美国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阿根廷与美国的关系经历了“亲美”到“离美”的重大转变。梅内姆政府与美国结盟,推行亲美政策。德拉鲁阿政府和杜阿尔德政府时期,阿根廷调整了对美政策,其外交理念的实用主义增强,强调多边主义。基什内尔政府与美国保持一定距离,离美倾向更加明显。未来的阿根廷与美国的关系,会在不断克服矛盾的过程中得到改善和发展。     

北极治理的国际制度竞争与权威构建

国际制度能够推动国家围绕某一北极治理议题进行合作与协调,从而规范国家行为。随着北极治理的实践理念从自助式的“丛林法则”向合作式的“制度法则”演变,国家面临遵循何种国际制度的选择困境,而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力则是国际制度权威性的基础,这促使北极治理国际制度的主导国和参与国,都致力于提升国际制度的权威性,以维护本国的北极利益。“国际合法性”“国际认可度”与“制度刚性”是判断国际制度权威性的重要指标,而权威性差异造成北极治理国际制度体系呈现出层级结构。北极治理国际制度竞争分为国际规则竞争、国际组织竞争、国际秩序竞争三个阶段,当前北极治理国际制度竞争主要处于国际规则竞争阶段。由于北极治理具有议题局限性,国际规则供给呈现出相对过剩状态,这必然导致国际规则之间、倡导国际规则的国际行为体之间进行竞争,这亦是北极治理国际制度体系变迁的核心动力。未来权威型北极治理国际制度体系构建包括域内自理模式、公约治理模式和协商治理模式。北极利益攸关方之所以围绕国际规则设置权和国际组织主导权展开竞争,既是源于捍卫本国北极权益的考量,更是为了构建符合本国长远战略利益的国际秩序。     

当代西欧极右翼政党意识形态剖析*

西欧极右翼政党的意识形态主要特征是反宪政和反民主,极右翼政党所强调的反移 民、反对多元文化、反对欧盟和全球化,以及民粹主义的动员方式,恰好与西欧民众的恐惧担忧的 心理相契合。只有理解了极右翼政党的意识形态特征,才能理解当前极右翼思潮在西欧蔓延、极右 翼政党在政坛崛起,整个欧洲政坛向右倾斜的深层原因     

宪政与社会主义

探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就要明确“三个前提”(一是要承认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已经不行了;二是承认社会主义的实践与理论是多元的,谁也不能垄断;三是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里的社会主义)、“一个核心”(一个制度的好坏应该以人民能否接受为标准)和“三个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政治层面)的问题。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应该体现宪政主义。     

西方国家移民的政治效应——一项基于演绎方法的分析

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总体上转向了更加自由开放的移民政策。但这种转向带来了某些出乎意料的政治后果。这种移民政策的转向跟西方发达国家主流认知的改变有关,而他们的主流认知又基于跟移民问题有关的三个理论预设——个人主义方法论、西方文明同化论和政治秩序制度论。但问题是,这三个理论预设跟西方社会移民问题的真实情境有着较大的偏差。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决定了移民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冲击呢？移民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冲击可以由一个包括移民率、同化率、移民与主导族裔异质性程度、主导族裔出生率与移民群体出生率等关键参数在内的函数模型来衡量。由这一函数模型可以推导出,如果西方发达国家要降低移民带来的政治冲击,可能的政策选择包括降低移民率、提高同化率、控制异质性程度高的移民群体数量、鼓励主导族裔的出生率以及改变客观上鼓励少数族裔高出生率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