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臣道观”述评——中国古代政治的理想图景

董仲舒被冯友兰先生称为“将汉帝国理论化的哲学家”，在我国的思想史和儒家思想发展进程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结合历史事实，分析了董仲舒“臣道观”的现实根源，以及具体内容，和存在的缺陷。     

逆天而行的法家狂人

曹操因《三国演义》飞人了千家万户,千秋事迹任人评说.随着今天我们对史料的进一步解读,又有许多不同的观点浮现于当今的学术界,为我们的茶余饭后增添了许多谈资.     

董仲舒的忧虑

近日偶遇饭局,一地市级建委副主任在座。闲聊期间,此建委主任放言：我不贪不占,一年就是倒几栋房子,就有几百万的进项,我还在乎别人送的几个小钱？我很惊讶。建委主任管着房子,他倒起房子来自然消息灵通,得心应手,顺风顺水,他可把开盘的价格和市场价格做一个比较,然后买进卖出,转眼之间,就可以风生水起地成就一个百万富翁。这很可怕,这还不包括他可以利用手中权力为那些开发商提供优惠而得到的更大的利益空间。     

董仲舒司法思想新探

董仲舒根据阴阳五行的理论,系统论述了＂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并对国家的司法权进行了定位,那就是辅助德教的实施并对德教加以保障;另外,司法权本身也必须受道德的制约,行使司法权力者必须有良好的道德自律能力,如此才能防止司法权变成一种盲目的非理性力量。董仲舒推崇的司法原则是＂原心论罪＂,该原则的实质在于将道德引入司法审判。从整体上看,＂原心论罪＂这一原则带有一定的人道倾向,是对当时酷吏暴虐司法的一种抑制。从董仲舒司法思想的价值取向看,他强调司法活动必须符合＂仁道＂,应当以＂泛爱群生＂为基本目标;掌握司法权力的人应该明白＂德生于和,威生于平＂的道理,坚持＂以中和理天下＂的施政方针,注重司法公平、道德教化,从而实现＂世治而民和＂的理想社会。     

论董仲舒的德治思想

在儒家德治、礼治思想的反思和现实社会政治的批判中,董仲舒阐释了其德治思想。其德治思想的突出内容有三:其一,执政者要有德,有德是内在德性和外在德行的内外合一;执政者有德不仅能成为人民的楷模,而且是实行合理政治行为的根据。其二,执政者以仁义礼乐教化人民,唤醒和培养他们内在的仁义之质,人民自然应礼、中道,由他律的道德提升为自律的道德。其三,董仲舒为儒家的德治政治建立了天道的神圣根据,从而加强了执政者实行德治政治的责任感。     

论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影响

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过程。董仲舒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提出以政治统一为目的、思想统一为手段的“大一统”思想,并通过加强封建王权,利用国家力量达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目的,统一了思想,从而将中国统一国家的发展同中华民族的发展置于同一轨道。强大的统一国家政权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和政治保障,同时日益增强的民族凝聚力,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保证。     

论董仲舒的生态伦理思想

汉儒董仲舒 (前 179-前 10 4年 )立足于汉武帝“求天命与情性”(《汉书·董仲舒传》)的政治需要 ,通过自己三年“不观舍园”(《史记·儒林列传》)的苦心冥思 ,建立了天人感应的理论体系。天人感应理论是一套儒家政治学说 ,它通过上天发生灾异现象与人君 (皇帝 )有过失行为联系起来 ,用托天管人的手法 ,试图控制皇帝的所作所为 ,从而达到安邦治国的目的。这种天人感应理论是充分吸取和继承了先秦天人合一说 ,尤其是早期儒家借天灾“正刑与德”思想的结果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二 )·鲁邦大旱》) ,有明显的神学目的论色彩。显然 ,董仲…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新探——兼答管怀伦和南师大秦汉史专家晋文（张进）教授

笔者提出“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目的伪作”说后，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但也有人如管怀伦、张进教授对此提出了批评。此问题关系重大。应当深入探讨。笔者最新研究表明：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的第一名确是公孙弘，董仲舒没参加过“举贤良”对策。《天人三策》无内在联系。矛盾重重，不能自圆其说。前两策是无名氏的“举贤良”对策，第三策是董仲舒的真作，但是其晚年答汉武帝的诏对，所以《天人三策》是班目的伪作无疑。     

董仲舒的家庭伦理思想初探

董仲舒以儒学为主,糅合各家思想,建立了以"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核心的具有神秘色彩的家庭伦理思想,适应了封建大一统的需要,实现了伦理和政治的统一。系统研究董仲舒家庭伦理思想,对当代中国家庭美德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董仲舒"《诗》无达诂"的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董仲舒在解释《诗》、《春秋》的实践中概括出“《诗》无达诂”的思想。“《诗》无达诂”即《诗》、《春秋》没有恒常不变的通义,是常与变的对立和统一。变表明经典之义具有多元性、开放性,解释者可以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解释经典;常坚持经典之义并非什么都行而具有经常性,解释者不能任意曲解经典而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董仲舒“《诗》无达诂”思想揭示了文本解释的一般特征,与西方哲学诠释学的基本观点一致,因而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