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世俗人生的激情冒险与高贵终结

《红与黑》是一部通过爱情故事而写成的政治小说,更是作家对大革命以来的法国社会特别是对人的处境及心灵进行历史和哲学的研究成果。小说主人公于连"英雄梦"里的核心成分是自我实现,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夹杂着世俗野心与名利欲望。他曾有意仿效伪君子的伎俩,但最终保持了心灵的纯洁。于连的慷慨赴死,在人文意义上就是人类的自我拯救。现实人生的悲剧,赢得的是在生命激情中完善的高贵人性。     

达赖的迷途 西方的虚伪

2009年3月，是西藏推翻农奴制50周年，也是达赖叛逃印度成立“流亡政府”50周年，又是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发生1周年。这段时间，达赖不甘寂寞，以宗教之名造谣撒谎，以自治之名行分裂之实，以人权之名欺世盗名，妄图挽回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     

对抗讯问的行为类型浅析

对抗讯问是常见的反侦查行为,其实质是干扰和破坏对犯罪事实的核实。本文剖析了拒供、少供、谎供、翻供、串供、避供、诡供、扰供等八种对抗讯问表现形式,并阐释了其各自的特点和规律,以期侦查人员能够更主动地、有针对地开展讯问工作。     

应当赋予被告人沉默权

所谓被告人（包括犯罪嫌疑人）沉默权，是指被告人以沉默的方式拒绝强行要求作导致刑罚或者更严重刑罚的供述的权利。其涵义有三：一是被告人没有义务向控方（包括侦查机关）提供任何对自己不利的陈述和证据；二是被告人有权拒绝回答控方的讯问，有权在讯问中保持沉默；三是被告人有权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思陈述，不囿于控方的讯问。 赋予被告人沉默权，滥觞于１６９３年英国约翰·李尔本案件，是早已沿用的刑事司法国际准则，但我国《刑诉法》第９３条却规定：除对本案无关的问题，被告人“有拒绝回答的权利”外，对于本案有关的问题，无论对…     

论串通虚伪行为

串通虚伪行为,又称为通谋的虚伪表示、虚伪表示等。它是大陆法系民法法律行为制度中一个重要概念,许多大陆法系国家都有关于"串通虚伪行为"的立法规定。本文在分析串通虚伪行为的基础上,对我国的相关立法规定稍作探讨,并据此认为我国未来立法应采用串通虚伪行为之规定。     

义务本位主义的刑事诉讼模式——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程序效应

作为一项刑事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对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犯罪事实具有明显的激励作用,对于那些拒不供认有罪、推翻供述或者"认罪态度不好"的被告人,则会产生一种从重处罚的效果.尽管这一政策在指导法院量刑方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却对被告人供述的自愿性以及被告人的无罪辩护权具有否定作用.由此,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形成了一种"义务本位主义"的诉讼模式.根据这一模式,面对国家追诉机关的调查讯问,嫌疑人负有服从和配合的义务,以协助国家机关查明事实真相.在这种强调公民服从义务的政策影响下,所谓被告人供述的自愿性、保持沉默的权利、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被告人与国家的平等对抗等自由主义哲学意义上的理念,并没有太多的存在空间.     

挑战与回应:口供制度的重生——兼论律师法对侦查工作的影响

口供在证据价值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司法人员应该认真对待口供。从实证的角度，废除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的义务，有利于建立口供的激励制度。口供制度的重要基石分别是口供的任意性和真实性，我国刑事诉讼应该建立告知制度和口供补强标准。对待口供，既要反对口供无用论的“口供虚无主义”，又要反对口供无法获得的“口供无奈主义”。合理的口供制度的建立，可以减轻司法机关口供举证责任的负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应成为量刑的评价因素。     

浅议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的审查判断

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居于十分特殊的地位,其直接处于被追诉状态,人身自由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诉讼结果与其利益攸关,一旦定罪,将会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因此,作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法定权利的诉讼主体的供述和辩解变异系数很大,在刑事案件审查起诉阶段如何审查和认定判断其供述和辩解内容的真伪,确定其对涉嫌犯罪事实的证明力的大小,历来是实践中的复杂问题。笔者在此对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产生成因以及如何审查判断略陈己见。一、犯罪嫌疑人供述辩解的成因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是十分重要的有罪证据。犯罪嫌疑人供述…     

自首认定的若干问题探析

我国现行刑法67条规定了自首的基本定义,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进一步细化了对自首的认定,但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对许多具体情形能否被认定为自首有着不同的认识,比如纪检监察机关审查期间的自首认定、对向犯的自首认定、单位犯罪的自首认定等。本文将着重对此进行分析,以期自首制度在实践中得到准确适用。